不忘养育之恩，为八婶母养老送终
1950年秋，在西山枫叶红遍的日子里，伯伯把淮安老家的八奶奶接到了北京。八奶奶宽宽的脸膛，慈眉善目，常常是话没开口脸上便浮起浅浅的笑意。她虔诚地信奉观音菩萨，长年吃斋念佛，还问过伯伯要不要改掉这个习惯，因为是总理的亲属，怕人说闲话，影响不好。伯伯和七妈都非常孝顺，很了解老人的心理。伯伯哈哈大笑说：“宗教信仰自由嘛，是公民的权利，你老人家也有这个权利，想烧香就烧吧，你已经这样大年纪了，还能烧几年？”
看得出，伯伯、七妈对八奶奶特别尊重、关心，安排她在惠中饭店住下，常接她和她的孙子周尔辉到西花厅来玩，还陪她去游过一次颐和园呢！只要是接八奶奶到西花厅的那天，伯伯无论多忙，也常利用饭后那一会儿工夫，陪八奶奶聊聊家常，问问家乡的人和事。
可是在北京没住几个月，八奶奶执意要回淮安，伯伯、七妈再三挽留，还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八奶奶非走不可，而且坚持要一个人走，把陪她来的孙子周尔辉留在北京读书。尔辉哥哥很孝顺，要送八奶奶回家再回来念书，八奶奶又是固执地直摇头：读书是大事，不能耽误！
伯伯能指挥千军万马，却当不了一个老太太的家，只好在春节前，让八奶奶回淮安去了。八奶奶临走前，伯伯也让爸爸妈妈和我们全家到西花厅聚餐为老人送行。瞧着喜气洋洋的八奶奶，我真有点想不通：北京是大城市，淮安是个小地方，八奶奶在北京吃有现成的，穿也不用愁，伯伯、七妈又总是特别地关照，她何必有福不享呢？
1953年夏，八奶奶又来了一次北京，还是住在惠中饭店。她来京一是为了治病，二来主要是看看她从小带大、从未离开过的孙子周尔辉，看看他在北京上学能否过得习惯。她住了一个多月，感到放心了，又要返回淮安去。临走时，她向我伯伯反映，街坊邻居都提醒她，驸马巷的房子和祖坟都太破旧了，都该重新修整一下。伯伯是完全反对这样做的，就派了中央警卫局的干部王雨波护送八奶奶回淮安，并让他转告淮安县政府三点意见：
一、八婶的生活今后由我来照顾，县政府不要再管了（刚进城时，伯伯是供给制，他赡养的亲戚只好由当地县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但到1953年国家各级干部都实行了薪金制，伯伯决不肯再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
二、驸马巷的房子不准修，不准让人参观，更不准宣扬我出生的那间房子，凡已有住户者，不准让人搬家。
三、祖坟要深埋，平掉，把土地交生产队使用。
为这第三点意见，伯伯事先还找了我父母去西花厅商议过，因为这坟中埋着他们共同的祖父、祖母和母亲。伯伯说，这是家里事，他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父母对伯伯的提议表示理解与支持。
1956年，八奶奶病重，在淮安县医院治疗，她自知不久于人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家乡。为了感谢当地政府对八奶奶在治疗上的关心与照顾，特别是医疗费用和善后费用，伯伯请秘书以他的名义给县政府寄了三封信，汇了两次款，直到1956年底八奶奶去世，事实上一直是伯伯为她养老送终的。
伯伯幼年时，他的母亲早亡，父亲在外地艰难谋生，9岁的他带领两个年幼的弟弟恩溥、恩寿，从清江浦（今淮安市城区）外婆家回到淮安（现为淮安市淮安区）驸马巷老家，与八叔及八婶共同艰难度日，所以伯伯对他的八婶很有感情。
记得有一次，我和伯伯去颐和园看望七妈。我们坐上一条带篷的游船，船工用篙往水中一点，小船便平稳地离开岸边，穿行在亭亭玉立的荷花和托着水珠的荷叶之间。晚风迎面，清香扑鼻，让人心旷神怡。
我把手顺着船沿伸到水中，一边玩着水，一边好奇地问伯伯：“您在淮安老家有没有划过船？”
“怎么没划过！”伯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然后就回忆起了往事，“我们老家门前有条小河，叫文渠，小时候，家里几个男孩子常常在文渠里划船打水仗，那时真没少让你八奶奶担心。真快，八奶奶回淮安大半年了，也不知近来身体怎样。”伯伯最后两句话仿佛是自语，但从他的眼神中，我读懂了他对八奶奶的惦念……
还有一点我印象也特别深，颐和园东部有一个园中之园——谐趣园，每次去颐和园看七妈，伯伯都一定要去那里走一走。当然，那里的景致的确美，它仿佛浓缩了整座颐和园的秀丽，像一座精致的盆景：中间是开满荷花、睡莲的静池，四周环绕着亭台长廊等。伯伯、七妈领着我们漫步其间，仿佛置身一幅精美的山水画中。一次伯伯招呼七妈和我们：“来来来，就在这里拍张照片吧！”
于是，潇洒的伯伯、微笑的七妈和我们三姐弟，与身后高挺出水面盛开的荷花、满池翠绿的荷叶和亭台水榭瞬间化为了永恒。
而直到37年后的1988年，我第一次踏上淮安故土后，对那种情景才有了更深的理解。
走进家乡的勺湖公园和又一勺公园，立刻觉得那样亲切、眼熟，陡然记起谐趣园，怪不得伯伯对谐趣园那么情有独钟！是呀，谐趣园虽说比淮安的又一勺公园精致得多，纤巧得多，却也内含了江南园林那种秀美的神韵。当年伯伯沿着谐趣园的曲径中行走欣赏风景，是不是也在排解自己平时无暇念及的思乡之情？
当我第一次听淮安的老领导讲出伯伯亲口对他们说过的自己小时候划船的故事，我才真正理解了伯伯内心深处的那片真情。
原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是1958年7月到西花厅见伯伯的，那一天，伯伯与他谈了四五个小时，问及故乡淮安的变化十分仔细。在谈到自己童年的往事时，伯伯动情的神态和深情的回忆，给他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怕出事，把小船锁起来，我们就悄悄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巷吆喝寻找。”
“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从文渠划到河下去，我的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了好长时间，担心我们出事，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免不了要挨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备，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刷刷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也忍不住哭了……”
那晚，在县委招待所里，王汝祥副县长向我回忆伯伯这段谈话时不断感叹，伯伯身为国家总理，却从没遗忘上一辈老人的点滴养育之恩！
那一夜，我想了许多。我恨自己那时太小、太木、太浅，守在伯伯身边，却无从听到伯伯发自心底的声音。我从来没想过战争年代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伯伯，多少次亲眼看着身边最亲爱的战友倒下去牺牲了的伯伯，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成千上万件国家大事要张罗、要操心的伯伯，心底还牢记着八婶娘当年紧紧搂住自己、眼泪刷刷往下淌的那一幕，还向家乡人坦言自己从怕受罚到情愿挨一顿打的惭愧眼泪和内心震动！要知道，伯伯讲这些事时，那一幕，那份情，已经是50多年前发生的事！
这漫长的半个世纪，本可以淹没洗刷掉多少往事，筛去淡忘多少感情，可是流逝的岁月没有动摇，更没夺去伯伯那段记忆和那片真情！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伯伯在1953年又一次接八奶奶到北京看病，并从开始实行工薪制后，一直负担起八奶奶的生活、医疗乃至最后的全部安葬费用。伯伯一生一世从没忘怀八奶奶在他童年时代的养育之恩啊！
伯伯让我父亲提前退休
我在师大女附中上学时，每周六会先回中南海西花厅看伯伯、七妈，向他们谈谈学校里的事，第二天早饭后再去东城遂安伯胡同和后来的西城区机织卫胡同自己的家看望爸爸妈妈。1955年工作以后，我还是保持这个习惯。可能是因为我最大，父母之间的一些谈话常常也不避讳我。
那是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爸爸前后脚回到家里，立即发现爸爸平常紧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满脸春风喜气。我忍不住说道：“爸，一定有什么事让你高兴。”
“到底是我的大女儿，一眼看穿了爸爸的心！”爸爸笑着说，“我刚想告诉你妈妈呢！我调动工作的命令已经下了，下周就去内务部上班！”
“好呀！”妈妈也显得挺高兴，可我依然一头雾水。
“秉德，你爸爸身体不太好，当那个仓库管理科科长又太忙，他也吃不消，现在调到内务部机关，离家近些，工作轻松，这不好吗？”妈妈一边整理手边学生的作业本一边说。
“内务部是管什么的？”我奇怪地问，“爸爸你能干什么工作呢？”
“这是你陈赓伯伯出的点子！”爸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解释，“他找了内务部的曾山部长说，‘周同宇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身体又不太好，把他调到内务部，你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吧’。”
“爸爸，你不是1927年就脱离了革命嘛，还有什么贡献可言？”我那时还不了解爸爸当年脱离革命的真实情况，话说得不客气。那时我已经入党，在我的入党申请志愿书上，我曾写道：“爸爸当年离开革命脱离共产党的原因是对革命缺乏信心，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找借口离开革命。说句心里话，我思想上宁肯爸爸能坚持革命，为革命多作贡献，哪怕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
“秉德，你怎么这样和爸爸说话？”妈妈提高了声音，“你陈赓伯伯都说，不是只有在党内才能对革命作贡献的。1928年，你伯伯和七妈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乘轮船到青岛、大连被特务跟踪，是你爸爸在吉林和哈尔滨掩护才脱险的。能保护住你伯伯，保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如同保护了革命的灵魂和火种，这不是对革命的很大贡献吗？再说，在天津时，你爸爸开的那家货栈，是叶剑英元帅让地下党拨给经费，由你爸爸经营，专门为地下党采购药品货物的。为此，你爸爸还被国民党抓去关了半年牢，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周恩来的弟弟，没有出卖过一个地下党员。因为敌人抓不到证据，又有你伯伯的同学常策欧等人奔走营救，你爸爸才被放出来。出来后，他没有犹豫，立即又找地下党接上关系……”
其实，只要伯伯不干预，我相信按爸爸的资历和能力，在内务部安排个好一点的职务，不说高官，干一些轻松的、级别高点的工作，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伯伯决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伯伯去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当时伯伯对曾山部长再三明确交代：“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尽量低，待遇尽量低，因为他是我亲弟弟。”于是，换到内务部工作的爸爸，职务仍然是很一般的。
20世纪60年代初，爸爸的胃溃疡越来越厉害，伯伯和七妈都劝他开刀，他就是不干。因为胃痛时常发作，爸爸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七妈联系当时协和医院的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因病仍不能正常上班。当然，像他这样身体不好需要治疗休息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在伯伯那里，只有他成了问题。1963年一次开会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代说：我弟弟身体不好，请你让他提前退休，不能拿着全额工资，还不能坚持正常上班！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退休后，工资要减少，而且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尚且希望推迟办理手续，何况爸爸还没到退休年龄。他猜想着伯伯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着这件事。
然而，只要爸爸与伯伯是亲兄弟的关系不变，伯伯就不会忘记这件事。还是在伯伯的办公室里，伯伯表情十分严肃，语气十分认真地问曾山：“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代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总理，最近比较忙……”“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1963年6月，爸爸在59岁零两个月时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两次“是因为我周某人吗”的质问
一直以来，因为受到伯伯、七妈的教育和影响较深，严格遵守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和国家需要的党性原则，所以，连自己选定的乡村女教师的工作，我也只做了三个月，便被调到朝阳区委——因为那时候中小学老师中的共产党员确实太少了。
伯伯听说我离开小学被调到区委机关，很不以为然，他总是希望我们都在最基层、最艰苦的单位工作，经受锻炼，磨炼意志。他问我：“你调到区委机关，离城近了，条件好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当知道我的工作调动是由于中小学教师中党员太少时，他无奈地对我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区委的事，只能服从组织吧！”
显然，如果他让区委把我调回小学工作，必然暴露了我与他的关系，我就可能反而被区委特殊照顾，这是违背他意愿的，因此，他只好作罢。
一年后，组织安排我去东北搞外调，因为找不到青年党员同行，便让我带一个女团员出差。
临行前的一个中午，我到西花厅，正巧碰上伯伯刚从外面回来，他有点奇怪地问：“秉德，今天不是星期六，你怎么有空回来？”
“我明天要带人去东北搞外调，今天特地来看看您和七妈，星期六就不来了。”
“什么什么？”伯伯两手叉在腰间，浓眉往上一挑，瞪大眼睛反问道，“秉德你再说一遍，你明天要带人去东北干什么？”
“带人到东北搞外调啊！”我大声重复一遍。
伯伯仰头爽朗地放声大笑，对七妈说：“小超，你瞧秉德，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明天还带人出去搞外调呢！”
“你也别小瞧人家秉德。”七妈带着笑反驳说，“她已经是快两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想想当年，你我在天津觉悟社那会才多大？我15岁，你也不过21岁吧。”
“就是嘛！”我乐得直拍巴掌。
“好！秉德要记住，外调工作是极严肃的事，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伯伯嘱咐道，我连连点头。
伯伯非常忙，我有什么事，多数时间都是向七妈讲，如果他们在外地，我的信也是写给七妈的。当然，往往是我去两三封信，七妈能回一封信。我从来也没有什么埋怨，因为给他们写信，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当然也盼望得到他们的来信指导，但我似乎从小就养成了宽厚待人、善解人意的习惯，我知道伯伯、七妈工作忙，七妈身体也不太好，他们是高级干部，是长辈，不能及时回信，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有一回，我陪伯伯散步，正闲聊着，他冷不丁问了我一句：“秉德，你工作几年了？”
“三年了。”
“有没有当科长啊？”
“当科长？怎么可能呢！”我心态平衡极了，心安理得地说，“我们的部长（处级）是十四级，副部长是十六级干部，下面的干事有十八九级的、二十级的，我才是二十二级，我怎么可能当科长呢？”
确实，我就在不设科的区委宣传部，没有任何干部职务地干了整整十年，工作一直受好评，但级别职务从来没有动。伯伯、七妈从没为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来没有动过脑子，从没想过要提个职、当个“长”，更不会想到要求伯伯或七妈帮我找人打个招呼，或者调到伯伯管辖的国务院系统工作，可以动一动自己的职务。伯伯、七妈也从未因为我没有提升职务而批评我进步不快，相反，他们常为我能够扎扎实实在基层工作，而且表现还挺好而感到欣慰。
后来，我同爱人沈人骅到了西安工作，“文革”中又去了贵州山沟沟里的兵工厂工作。直到1974年，人骅被调回北京，我才随他回到北京工作。
我们去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时，一见面，伯伯听说我调回北京了，眼睛一瞪，很严肃地问：“秉德，你在外地工作了九年，现在怎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
“你放心，不是的！”七妈提醒伯伯说，“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军人家属，她是随军调动的。”
就这样，伯伯才没有继续质问我。
伯伯穿衣是个“补丁大王”
众所周知，伯伯给人的印象总是衣冠整洁、风度翩翩、容光焕发的。对于在南开中学就读时，校董严范孙先生制定的“容止格言”，伯伯毕生践行着。对外，他很少会留下“补丁形象”，这也与他的工作性质和文化素养不无关系。他生前经常参加谈判和外交活动，深知自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的形象，因此一直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在公众场合。
在伯伯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进入了第二次合作时期。伯伯开始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不管是在西安，还是在重庆、南京，他都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在国统区工作那么久，只有两套制服：一套军装，一套西装。和国民党政界打交道，他总是穿上军装；和其他人接触时，他就穿上西装；平时在家里，他就换上延安生产的土布衣服。因为穿西装的机会多，那条西装裤子磨破了就补，补了又破，实在不能穿了，大家要给他再做一条，他坚决不同意。
1945年，《新华日报》的林曦到红岩办事处图书室工作，天天和伯伯一个桌子吃饭，并目睹了伯伯工作和生活中的艰苦朴素，从此毕生难忘。有一次，炊事员看伯伯忙，给他煎了个鸡蛋补身体，结果挨了批评，说不能搞特殊化。伯伯的衣服上，一个补丁挨着一个补丁，稍好点儿的衣服要等他有重要的事情出门时才拿出来穿，一回来马上就换。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伯伯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其国务活动之频繁、外交活动之众多，可想而知。国务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要求衣帽整洁，自然不能与在解放区时着一身土布衣服同日而语。为了使伯伯的衣着能够体面一些、光鲜一些，1949年初冬，工作人员建议给他做一套好一些的进口毛料中山服，七妈也同意了。当时实行供给制，干部的衣、食、住、行包括子女的抚育均由国家负责。不要说给伯伯做一身进口毛料衣服，就是做两套、三套，政务院事务管理局也会给报销。当要为伯伯做一套毛料衣服的意见报告给他后，伯伯考虑到国家当时很困难，不同意做进口料子的，因为进口料子比国产料子要贵得多，节约一点是一点。他说，现在国家还很困难，做那么好的呢料没必要，做一套国产料子的就行了。后来，工作人员拿来几块国产毛料样品，经他亲自选定，做了一套国产藏青毛料中山装。
伯伯穿上这套中山装，头一个冬天还不错，看上去板板正正，很像那么回事，到了第二年冬天就原形毕露了。原来国产毛料是资本家生产的，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在毛料里掺进了棉花的成分，经过洗涤后，上衣胸前的扣眼边便出现了白茬儿。过了不长时间，又发现上衣两只袖子的肘部发白变色了。
伯伯生气地说：“资本家就知道唯利是图。”他想了一下，让卫士长成元功去找块布做两个套袖，以保护衣袖。成元功说：“那怎么成，您活动那么多，戴上套袖多不方便。”伯伯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们能戴我为什么不能戴？”成元功就按照他的要求，特地到布店买了一块比较柔软的青斜纹布做了一副套袖。伯伯戴上后非常高兴，说：“这样不光能防止袖子磨白，还能防止磨破。”后来又去掉了套袖上的松紧带，伯伯更满意了。自从有了套袖，每年冬季在西花厅办公，伯伯往办公桌前一站，头一件事就是先戴上套袖。平时开小会、吃饭等，他也都戴着套袖。有时在西花厅前客厅会见外宾，走到客厅门前，发现套袖没取下，卫士便帮他取下，再去见外宾。有两次晚上在后客厅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都是戴着套袖接见的。
这副套袖伯伯用了20多年，边都磨破起毛了，成了毛边。伯伯的秘书曾风趣地对成元功说：“总理的套袖破得都长胡子了，你们也不给换副新的？”事实上，大家几次提议换一副都被伯伯拒绝了，他说：“换它干什么，还可以用嘛！”伯伯去世后，这副套袖被捐献给了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而那套国产藏青毛料中山装也因质量太差，毛病越来越多，每年都要送到洗染店去特殊处理一次。伯伯就这么凑合着穿了几年，后来把这套衣服的上衣给值班的卫士共用，成了值班卫士夜间御寒的工作服。再后来，七妈将其送给了伯伯的卫士韩福裕，他穿了一冬后，就把这套中山装当作纪念物收藏起来。在伯伯逝世后，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征集伯伯遗物时，韩福裕将其捐献出来，作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存馆。
伯伯洗脸用的是最普通的505绿色彩条毛巾，一条毛巾洗一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成元功给伯伯又买了一条红条条的505，早晨伯伯从办公室出来，准备洗脸去睡觉时发现了：“我那条毛巾呢？”
成元功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了，该换条新的了。”
“两头还是好的嘛！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快给我拿回来。”
“总理，那天韩大夫不是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成元功以为搬出医生的“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的。
“有道理。”伯伯点了点头，随后却一扬眉一眨眼，反问道，“成元功，你说纱布软不软？”
“纱布当然软。”
“好。你去请霍爱梅同志（七妈身边工作人员）找点纱布把毛巾中间的大洞补一补，这样毛巾又能继续用，而且纱布洗脸软和又不伤皮肤，既节约又保护皮肤，两全其美。对不？”
“对！”刚起身的七妈正好进来，“等纱布再用破，还可以当擦脚布，不能擦脚了，还可以当抹布嘛！咱们国家还很穷，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节约呢！”
于是，那条用纱布补了中间、已看不清颜色的505毛巾，又继续“亲吻”着伯伯的脸……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条毛巾，谁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个大国经济大权的总理呢？！
伯伯生前，夜里和早晚起床总是穿着一件毛巾浴衣，时间长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一样，但他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直穿在身上，就是不肯换掉。还有他的内衣裤破损得多了些后，补了许多补丁，卫士们劝他换新的：“总理，你看领口袖口都毛边了，还破了几处，露给外人看见也不好呀。”伯伯笑着说：“这好办嘛，把领口袖口换成新的就行了。”于是，伯伯次日出现在外宾面前时，领口袖口都是雪白崭新的。可谁知道，他内衣裤上早已是补丁摞补丁呢？甚至出国访问，他穿的也是打补丁的内衣。一次访问途中，他的内衣脏了，可是因为内衣很破旧，不便交给宾馆洗，只好让身边工作人员送到我驻外使馆，请大使夫人帮着洗。大使夫人看到伯伯这又旧又有补丁的内衣后，顿时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责怪工作人员说：“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照顾总理的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工作人员只好耐心解释：“总理不让做新衣服。”
伯伯童年时在东北生活过，平日里怕热不怕冷，太热了会流鼻血，天冷则更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不穿棉衣，也从不穿棉毛衫棉毛裤和毛衣毛裤，冬天就是那身粗呢中山服。大寒时节，下身加条布衬裤，上身加件西式背心。哪怕零下十几度的大风天到机场接客人，也只是加件大衣。当初进北平城后，伯伯做了一件灰色毛卡其布大衣和一件浅青色海军呢大衣，一直用到去世。1950年去莫斯科参加谈判，他在大家动员下做了一件皮大衣，穿了一次就连说上当：“又沉又笨又热……”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别人穿几层毛皮衣服还觉得冷，唯独他像一团火，棉衣也不穿，就加一条薄绒裤，仍是那件海军呢大衣，显得精神抖擞。至于那件皮大衣，一直崭新，在他逝世后，遵照遗言上交给了国家。
（以上故事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周恩来家风》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