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总是把作家年谱当成一种工具书。然而，陈奇佳的《夏衍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打破了我的旧有印象。

　　夏衍出生于1900年，1995年去世，其生涯几乎贯穿20世纪，其事功也高度内嵌于中国与世界、启蒙与救亡、革命与改革等重要时代命题之中。他的人生经历之丰富，工作领域之广阔，是不多见的。

　　陈奇佳是夏衍研究专家，曾与导师陈坚合著《夏衍传》，近年又深入挖掘数百篇夏衍佚文。在《夏衍年谱》中，他以高度的耐心和翔实的史料，以年月为纲，勾勒出夏衍的传奇一生。读者会发现，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直至其生命的终点，夏衍总是兼具多重身份，同时开展多项工作。他是作家，在话剧、电影剧本和报告文学等方面作出了堪称开拓性的贡献，如原创话剧《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由小说名著改编的电影剧本《春蚕》《祝福》《烈火中永生》，中国报告文学的里程碑《包身工》等；他是翻译家，从1927年至1934年，以每天翻译2000字的勤奋，译介出版了以高尔基《母亲》为代表的大量进步文艺作品，引领中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是评论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党领导下的“电影小组”组长身份写作大量影评，通过主动发声，开辟左翼电影阵地；他是著名新闻工作者，尤其是抗战时期在周恩来指示下主编《救亡日报》，既要筹措经费，又要每日撰写社论，使这份报纸成为大后方影响极大的文化据点；他更是党在文化领域的重要领导者，为文化统战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还参与了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策反多位国民党要员，还曾协助从香港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由此，在该书后记中，陈奇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权衡谱主漫长、辉煌、复杂、多面的人生旅程时”，怎样才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

　　如果说，全集是一座由作品集合而成的纪念碑，传记是一根环环相扣、向前发展的精神链条，那么，年谱则是一张千头万绪的事件之网。为了编织这张网，首先，需要一种联结的技艺。作者从曹禺、郑振铎、郭沫若、田汉、叶圣陶、阳翰笙、巴金等人的年谱与日记中钩沉出大量与夏衍有关的细节，既提供了理解夏衍的多元视角，也描绘出历史中的复杂人际关系。其次，还需要辨识能力。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如何找出那些与作家生命史、创作史、社会交往史关系最密切的事件？在言人人殊的状况下，如何确定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或是干脆让不同的说法并置、相互参照？这既需要史家眼光，也需要文学笔法。

　　《夏衍年谱》的史家眼光留待读者自行体会，而关于其文学笔法，此处可举一例。《夏衍年谱》对哪些事件应详写、哪些事件应略写，很讲究。在写到夏衍创作的话剧和电影剧本时，该书不仅提供内容简介，往往还以精练平实的语言介绍相关背景、点出作品意义，但并不会有较为抒情或溢美的评价。然而，在写到1962年8月夏衍会见印尼电影代表团时，该书却扩展了一个细节：该团访问上海期间，团长表示自己看了很多由夏衍编剧的电影，阳翰笙则回答，夏衍的故乡杭州产龙井茶，“看夏衍同志的作品，有如在龙井茶中加上一颗橄榄，喝起来是淡淡的香甜，微微的苦涩，清芬、隽永，余味无穷”。印尼友人也表示有同感。阳翰笙的评价，正隐含着作者对夏衍艺术特色的评价。对这个细节的巧妙使用，也使该书在高密度的历史事件中，宕开了如夏衍电影风格一样淡然、悠长的一笔。

　　通过《夏衍年谱》呈现的这张事件之网，读者还会发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经济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1934年，夏衍组织重新剪辑进步电影《桃李劫》，既是为了提高其艺术水准，也是为了解决左翼电影阵地电通公司的经济问题。抗战时期在桂林多次演出《一年间》，取得“宣传与经济的双丰收”，成功为《救亡日报》募集办报资金。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外国专家认为中国还只能拍黑白片的质疑，夏衍坚持并鼓励大家以彩色片方式拍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在日内瓦会议上引发热烈反响，凸显了文艺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领域的作用，也堪称是对1939年夏衍《中国电影到海外去》一文的回应。在夏衍这里，文艺创作从来都不是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个体心灵活动，而是一种与国家、社会、历史、外交、经济等深度联结的“大文学”“大文艺”。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言，“学者之谱，可以观一时代思想，事功家之谱，可以观一代事变”。《夏衍年谱》正是如此。它不仅是一部个人的编年史，更是后人借其一生行迹以洞察时代变局的一扇珍贵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