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队伍中，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老一辈学者谢忠厚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组织编纂出版了一系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资料和著述。年轻一代学者把增强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尤其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研究中持续深耕，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新近喜读把增强等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深感该书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博采众长，论述全面。考诸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研究的学术史，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著作，比如《晋察冀介绍》（1982年）、《晋察冀概况》（1982年）、《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1985年）、《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1992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1992年）、《晋察冀边区史研究丛书》（2005年）等，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把增强等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以上、下两卷，9章70余万字的体量，全面客观系统地呈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情况，堪称截至目前集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队伍之力、汇聚国内外晋察冀抗战史研究成果的最为详尽的通史性著作。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史料翔实，查遗补缺。全书以时间为序，聚焦“一切为了抗战”这一核心问题意识，广泛占有资料，尤其是大量使用新近出版的档案史料，对既往研究中论述较为薄弱之处作了详尽补充。如，对冀中部队创建“铁的党军”活动，战时儿童保育会晋察冀边区分会的成立，八路军总部发起“抵制仇（日）货运动”和晋察冀边区的做法，晋察冀边区银行举办实业贷款情况，晋察冀根据地军民誓约运动以及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情形等，均为以往通史类著作较少涉及者。该书还非常注重对各种报告或制度文件原文的引用和诠释。如利用《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所载程子华《军区、军分区的建设问题》报告剖析野战军、地方军划分及其职责，利用《晋察冀日报》载《志愿义务兵役制实施暂行办法》等论述晋察冀边区推行志愿义务兵役制情形，利用河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等解析北岳区人民武装纪律条令的各项规定等。补充这些重要文献，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史的书写在内容上更充实，在体系上更完整。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详加考证，矫正讹误。该书作者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不仅发现并矫正了以往相关论著中的一些错讹，而且在行文和表述上更加严谨和准确。举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中涉及到的时间、地名、人名、会议名、文件名以及各种统计数据等，均多方参考查证，力求准确，并保持前后统一。这些虽属基础性工作，但要真正做好实属不易，尤其是对于一部由多位作者合作完成的70余万字的大部头书稿更是如此。比如，1944年10月中共冀中区党委恢复建制时有5名党委委员，分别是杨成武、罗玉川、金城、李志民、王奇才，而有的论著中将“王奇才”误作“李奇才”。再如，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总指挥部成立时间应为1938年2月28日，而有的论著误作1938年2月29日。1938年是平年，根本没有2月29日这一天。诸如此类，该书均一一予以纠正，确保了史书的准确性。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对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起到了借鉴与示范作用。把增强等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问世，为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华北抗战乃至整个抗战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者系南开大学杰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