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明代大儒吕坤《呻吟语》中的这句话，道出了君子“做天下好事”的磊落气魄，在4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掷地有声。吕坤是明万历年间“三大贤”之一，为官清廉，品德高尚，学问渊博，近代学者梁启超称赞其学问经世求实，有复兴洛学之功。吕坤留下的一系列著作，凝聚了修身齐家、明达体用的智慧，在今天仍有独特的价值。

　　吕坤出生于河南宁陵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吕得胜重视童蒙教育，精心编写了《小儿语》等读物，以儿歌的形式教导孩童学习和成长。吕坤遵循《小儿语》的模式，写成《续小儿语》，此外，他还改写了一些当时流行的童谣，编为《演小儿语》。吕坤在《续小儿语》中提出“说好话，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勉励后辈一心向好、修身成材。

　　吕坤认为“万善百行，惟孝为尊”，他的孝行记录于《宁陵县志》，流芳后世。自年少时，他就悉心照顾多病的母亲，甚至自己钻研医术。其母病重时，他“日夜侍侧，衣不解带，尝药尝粪，忧勤毕集”。在《呻吟语》中，吕坤阐述了对孝道的思考：“孝子之事亲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最高的孝，是体察父母未言之心意；其次是继承父母之志；再次是恭听父母之命。在他看来，只要用心至诚，就能体悟到父母没有明确表达的意愿。

　　“生儿失教岂慈亲，肖子何劳父费心。既要叫他知理义，如何使我不辛勤。”吕坤十分注重家庭教育，著有多篇教导孩子为人之道的诗文。他在《九儿入学面语戒之》中告诫子女“修格致诚正之身，任天下国家之重”，强调通过修身致知实现自我完善；在《知耻说示儿》中指出，真正的“耻”不在于物质不如人，而在于学问、才识不如人；在《择交说示儿》中强调结交“德业劝你成就，过失责你改图”的益友。

　　吕坤将“诚敬”视作为人之本，倡导通过真情实感的互动，培养子女的同理心与责任感。他反对高压式教育和“言过其行”的虚伪训导，主张“家教宽中有严”，强调以身作则、知行合一，认为“其要在尊长自修”，长辈要端正自身、树立表率，赢得后辈的尊重。

　　任山西按察使时，吕坤为传扬其父吕得胜（号近溪）的教诲，刻《近溪隐君家训》碑。此碑现藏于山西太原永祚寺内，碑文200多字，以朴素的语言教育子孙按照儒家道德伦理为人处世，如“干公道事，做老成人，说实在话”，又如“处身要俭，与人要丰，见善就行，有过便认”。

　　吕得胜热心于宗族事务，吕坤遵循父亲的嘱托，积极投身宗族建设，通过加强教育、涵养家风，推动家族兴旺发展。他效仿宋代名臣范仲淹置办“义田”之举，购置“孝睦田”，希望以这些田产养恤族人，弘扬孝悌之风，促进家族和睦。他将乡约与保甲制度结合，推行《乡甲约》，设立具有教化作用的宗约所，使宗族管理更加规范与制度化。他还编撰了《宗约歌》85首，以通俗易懂的歌谣形式，劝诫族人修身养性，行善积德。

　　吕坤提出“吾辈此身原是天下之身”，主张将个人修身与济世安民的社会责任结合，“消尽自私自利之心，浓敦公己公人之念”。他将“仕途四美”“宦门四孽”的箴言刻于祠堂之前，教育吕氏子孙为官爱民、正直清白、不慕荣华、公私分明等。

　　受良好家风熏陶，吕氏家族人才辈出，昌盛数代。其家风家训不仅泽被子孙，也对明清时期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曾国藩、理学家陆陇其等，都将《呻吟语》奉为修身圭臬。“兰芳不厌谷幽，君子不为名修”。如今，当我们阅读吕坤饱含哲思的文字，仍被其清风亮节与家国情怀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