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超过30万同胞惨遭杀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2月13日,是中国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今天,本报推出“人民家书”之“山河永念——悼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这里有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有守城将士的忠勇和呐喊、有国际友人的仗义援手、有中外人士传播历史真相的坚定奔走,更有跨越时空的人性光辉……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愿同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编 者
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道煃给女儿的信(摘编)
亲爱的南儿:
今天写信给你,是要告诉你在我心中长久以来难以抚平的创伤,就是日寇侵占南京进行惨绝人寰大屠杀时,我们家的悲惨遭遇。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从未向你谈起此事,最近日本执政当局和少数右翼政客极力否认侵华历史和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并妄图修改和平宪法,复活军国主义,我们海外华侨华人无不义愤填膺。因此,我要把我亲身经历告诉你和子孙后代,一定要牢记国恨家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
记得一天下午,几个鬼子端着枪闯进我们所住的院内,把我们二十多个老弱妇孺集中到草坪上,手舞军刀,用怪腔怪调的中文狂吼着,要我们在天黑以前交出“花姑娘”,否则“统统刺啦刺啦的”。
鬼子走后,全院老小便立即转至较安全的“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一所收容妇女儿童的避难所。奶奶拽着我们,背着包袱,拖着沉重被缠过的小脚,跟着大家艰难前行。队伍前面虽然有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引导,但鬼子仍不断骑着摩托向队伍里冲。
……
数周后,局势稍平静,我们便返回城里住处。不幸的是曾祖母已被日本鬼子活活从病床上拖下摔死,因为有一邻居女孩躲在她病床上,据讲在装进棺材时,头上还有一个大包,伯母也被强奸了。
……
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向你讲了上述情况,再想到祖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就,绝不可以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
祝你全家
安康,幸福。
爸爸
于新西兰奥克兰
2013.6.10
信札背后▶▶▶
李道煃出生于1932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只有5岁8个月。
李道煃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1935年,在与父母的合影中,3岁的他蹬着一辆儿童三轮车,坐在父母中间。拍完这张照片不久,父亲被派往湖北银行工作,李道煃从此再没见过父亲。后来辗转听说,父亲1938年因痢疾病逝,遗体无从找寻。当时中国已烽烟四起,日本军国主义铁蹄已至,留在南京的李家人自顾不暇。
1937年12月,听说日本兵要进城,母亲带着最小的女儿和儿子李道煃躲进了难民区。其他子女跟着叔伯们躲到农村。有病在身、行动不便的祖母和一位伯母留下了。
他们在难民区度过了狼狈恐惧的3个多星期,逃过了大屠杀这场劫难。等李道煃随小姐姐和母亲回家,家中已是一片狼藉。
李道煃幸存下来,等来了1949年解放,人生才逐渐有了亮色。他16岁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5年,李道煃得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收集幸存者证言,他致函时任馆长朱成山,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尘封多年的往事才逐渐为人所知。
2013年6月,李道煃写下了这封给大女儿李南的家书,讲述了当年他眼中日军的残暴行径,同时也希望后辈铭记历史,守望和平。
我做梦也没想到日本士兵竟如此野蛮
——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给妻子的信(摘编)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日本士兵竟如此野蛮。这是屠杀的一周、强奸的一周……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就在前天我们看到一个可怜的家伙被日本人杀死在我们的住所附近……这件事发生在竹篱笆的拐角处,我们从这里能看见他们,但没能看清那个人到底是怎么被打死的。后来Cola去那里看了一下,说那个人头部中了两枪。两个日本兵却一边抽烟,一边说笑,他们杀害一名中国人就像打死一只耗子一样无所谓。
信札背后▶▶▶
约翰·马吉1884年生于美国匹兹堡,1912年来到中国,在南京新教圣公会教堂任牧师。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下真实记录这场暴行的原始影像。
1937年12月,战争阴云笼罩南京城。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向美国侨民发布撤离警告,但53岁的约翰·马吉选择留下。他与同样留守南京的约翰·拉贝等外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批国际友人无私援助了约25万名中国难民。
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严加管理,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只能小心谨慎地行动。在镜头中,他记录下日军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及平民的场景,以及遭受日军摧残的百姓的惨状。他还在鼓楼医院拍摄了百姓接受救治的画面,他们中有些人成为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证人。
1938年初,马吉将自己拍摄的影片托给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请他将这些影片运出南京城,将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众。费奇将胶片包好缝在大衣里,躲过日军的盘查,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
到上海后,费奇将胶片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这4份拷贝在战时曾经被带到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等地播放传播,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2002年10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将16毫米摄影机及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封信是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写给妻子的信,信中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大屠杀的恐怖场景,字里行间充满了震惊与悲愤。
他给了我一面南京安全区红十字旗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给母亲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妈妈:
我在安阿伯的Shaman Drum书店举行了一场极棒的签售仪式,还和哈瑞特·米尔斯(Harriet Mills)、专程从芝加哥来看我的她的姐姐安吉·米尔斯(Angie Mills),还有理查德·布拉迪(Richard Brady,在大屠杀最恐怖的那段时间过去后在安全区委员会工作的一位外科医生)的儿子尼尔·布拉迪(Neal Brady)以及罗伯·格雷(Rob Gray)一起吃了火锅。尼尔·布拉迪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名医生,他给了我一面南京安全区红十字旗。今天晚上,我把这面旗展示给了Shaman Drum书店的读者。(那些读者见到三位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的后人非常激动。米尔斯姐妹的父亲正是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此外,这三位后人也相当激动——哈瑞特上一次见到布拉迪的时候他还是个8岁的小男孩!)
爱你的,纯如
信札背后▶▶▶
张纯如1968年出生于美国,记者、自由撰稿人。1997年,她出版《南京大屠杀》一书,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美国《新闻周刊》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为了让这段历史为更多人所知,张纯如在图书出版后积极参与宣发活动。在给母亲张盈盈的电子邮件中,她提到1998年在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即“安阿伯”)举办的一场签售仪式。活动中,她见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后人,包括哈瑞特和安吉。她们是传教士威尔逊·米尔斯(Wilson Mills)的女儿。根据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所作的考证,1937年,正是威尔逊·米尔斯在南京率先倡议成立南京安全区。时隔多年,几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后人再聚首,赠给张纯如一份珍贵的文物——南京安全区红十字旗原件。后来,张纯如将这面曾在南京安全区用过的红十字旗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让世人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
那些悲惨故事让我无法停下
——作家王火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信(摘编)
朱成山馆长:
您好,紧紧握手!
许多年来,听到也看到您和贵馆的同志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谨在此向您和贵馆同志表示敬意。
我是生于1924年的一个老人,现寄上我写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内写到1937年南京大屠杀)、《东方阴影》(内写到钓鱼岛也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此外一本序跋集上有两篇序均涉及南京大屠杀,请贵馆惠存。
年岁大了,视力不好,手也发抖,恕不多写,字潦草,请原谅。收到后请简复赐告即可。
……
抗战胜利后,我曾做记者采访过南京大屠杀,惜旧报纸不齐,只买到一小部分,但寄上这一小部分,我想也是有意义的。我当时是以重庆《时事新报》南京特派员(记者)名义在南京采访的。(当时用笔名王公亮,后改用笔名王火,我原名是王洪溥)匆此顺颂新年好并祝
工作顺利 全家康泰
王火
2012年12月16日
信札背后▶▶▶
这是2012年作家王火写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任馆长朱成山的信。时年88岁的王火在信中提到,寄给该馆一批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作品和旧报纸。
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生于上海,后改名为“火”,寓意冲破黑暗、迎接光明,也因崇敬高尔基“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名言,以此名寄托其理想。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作为抗战胜利后最早一批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之一,他奔波于南京的街巷,收集证据,重访故地,采访了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旁听了对日本战犯谷寿夫、冈村宁次的公审。他在《大公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揭露日军暴行的报道,以新闻捍卫文明与尊严。他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等一批长篇通讯。
在新闻纪实之外,文学创作是王火人生的另一条主线。在复旦大学就读期间,王火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85年,王火因救人意外导致左眼失明,在单目失明状态下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作品——《战争和人》三部曲。小说中的庄嫂即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为原型,此外还有审判日本战犯等情节。这部抗战题材作品曾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仅靠一只老花眼写长篇,眼疲得疼痛,身心俱疲”,王火在《战争和人》后记中坦言,但每当写到历史细节,“那些悲惨故事让我无法停下”。
晚年的王火多次以亲身经历,向世人讲述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的情形,并将自己所藏的4000多件珍贵手稿、信札、字画、著作等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机构。
不灭倭寇 誓不生还
——南京保卫战守城将士易安华给妻子的信
德群吾妻:
不灭倭寇,誓不生还。国将不保,何以家为?吾妻存之。
安华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
信札背后▶▶▶
易安华,1900年生于江西宜春。1925年,易安华入黄埔军校,次年毕业,参加北伐。1932年,国民革命军第87师奉命赴上海作战,易安华率部在闸北一线阻击日军。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易安华主动请缨上前线杀敌,参加淞沪会战,毙伤大量日军,升任第87师第259旅旅长。
1937年8月,他将妻子和4个年幼的孩子送回老家。临行前,他对妻子说:“日寇入侵,我辈军人非打不可!我若战死沙场,你就准备领取我的抚恤金将儿女们养育成人,日后继续为国效忠吧。”妻子闻言泣不成声:“你尽管奋力杀敌去,我会抚养好儿女,但望你平安胜利归来。”
8月10日晚,易安华率部开赴上海,并派副官送给妻子这封仅20字的家书,以诀别的口吻写下“告妻儿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部分中国守军撤退至南京。同年12月,南京保卫战打响。易安华率部参加战斗,在光华门、通济门一线布防。
在与日军血战三昼夜后,易安华身负重伤,但他依然忍痛指挥战斗。战士们见易安华伤势严重,几次要将他抬下阵地,他却说:“我是堂堂的中国军人,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与城共存亡,与士兵同生死,决不忍偷生以负国负民!”
最终,在光华门外的阵地上,易安华壮烈牺牲,年仅37岁。
义勇仁风 殊足钦佩
——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等赠给约翰·拉贝的联名题册
德侨拉比先生Mr. John Rabe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间,日寇侵陷我首都南京时,参加我国救济工作,拯救难胞达十余万人。义勇仁风,殊足钦佩。
嗣闻先生返德后,曾为纳粹党人拘禁;迨战事结束,处境又不甚裕。我首都同胞感怀旧谊,倍切系念,爰由南京市参议会各同人及市政府教育部各主管人发动醵资寄赠。除已将美金千元及一部分食品汇寄外,特联名题册以留纪念。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一日识
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拉比先生留念
陈裕光节陶潜诗题
信札背后▶▶▶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31年11月,拉贝来到西门子南京分公司工作。此后,他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1932年,拉贝搬进位于金陵大学附近的南京小桃园5号(今广州路小粉桥1号)。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拉贝的带领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共保护救助了约25万名中国难民。拉贝所居住的小楼,保护了600多名难民。
拉贝用日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拉贝日记》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淫掠暴行和外籍人士等如何艰难救助难民,保留了大量图片、信函、备忘录及文件的副本,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38年2月中旬,拉贝迫于压力离开南京。回国后,他四处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因此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拉贝的无畏义举。
1948年,拉贝一家穷困潦倒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市民纷纷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募得善款,按市值兑换成2000美元,并每个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
1948年6月,拉贝给南京寄来了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南京人民的这一善举,使他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1948年9月,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等59位社会名流及市民代表赠送拉贝一本《共表钦忱》联名题册。册文中提到,得知拉贝先生生活窘迫,南京同胞“感怀旧谊,倍切系念”,故而发动筹资活动,同时制作了这本题册以留纪念。2005年,这本题册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但观今日中国,我们不再落后,也不再挨打
——观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留言
参观途中,听见一个大哥对他的儿子说:“日本人拿刀刺向我们。”这个“我们”穿越时空,我们都是中国人,千千万万的我们倒下去了,千千万万的我们又站起来!我想,这大抵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
看到土坑里的白骨,我沉默着,听到身后稚嫩的女童声:“爸爸,哪里是中国呀?”顺着小女孩的手看去,原来是日军侵华屠杀主要地区的地图,女孩爸爸也沉默几秒,“这里全部都是中国。”
观展毕,泪默。最后的展区是嘱托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而非仇恨,大国格局尽显。我走到这,心中仍觉悲愤,但观今日中国,我们不再落后,也不再挨打。我们要做真正的中国人。
幼儿园教师陈女士
信札背后▶▶▶
这是一名普通观众的留言。
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尾厅离开前,许多人都会在一面三层楼高、由“城砖”砌起的墙面前驻足。“城砖”上烧制的字迹与刻有参观者留言的铭牌交错,一张黑色长桌上,放着一本本厚重的留言簿,桌子周围经常聚满了人,他们或捧起留言簿阅读,或提笔写下心中的感想。
据纪念馆统计,1985年开馆以来,已有1.5亿人次海内外观众走进纪念馆接受历史的教育,其中包括来自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媒体记者、普通观众,尤其是35周岁以下青少年群体约占七成。许多观众写下留言,其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内参观者,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美国、阿尔及利亚、埃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南非、德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参观者。
他们写下的留言中,“历史”“和平”“铭记”“国耻”“勿忘”“祖国”“繁荣”“不忘”等是高频词,寄寓着大家的共同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