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版图中，作家艾伟是具有辨识度的作家之一。他以“人性勘探者”的姿态立身，其创作始终围绕着几个关键母题展开：时代剧变如何作用于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表象下隐藏着怎样的人性涌流，以及“人”如何在复杂关系中成为他自己。长篇小说《春歌》正是这些维度的集中呈现——它既延续了作家对时代质地的敏锐感知，也完成了一次从理性思辨向情感凝视的悄然转向。

　　艾伟提出过一个文学命题——“人及其时代意志”。在他看来，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在各种关系中，他笔下的叙事总是试图从经验出发去洞穿时代意志。《春歌》以杭州为背景，通过四家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书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史。时代的重量被沉淀为人物情感的地基——时代变迁不再作为叙事的显性主题，而是溶解在宋芝桓、徐尹春、陈一朵等人物的生命经验中，成为“不可见”却无处不在的质地。这正是艾伟小说的成熟形态：不再“谈论”时代的外部符号，而是让时代变迁的复杂纹理在人物的呼吸中自行显现。

　　如果说“时代意志”是艾伟小说的纵轴，那么对“生活质地”的持续挖掘、呈现则是其横轴。批评家马明高曾指出，艾伟不被当下生活的种种表象所迷惑，而是努力拨开当代生活的表面景象。这种追求，贯穿了他的创作。

　　《春歌》的生活质地是沉浸的。有读者肯定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流畅度与情感浓度。也有评论者注意到，《春歌》的故事叙述“不动声色，却挠人胃口”，让读者“和着人物一起，遗憾、开心、愤怒、共情”。故事中的人物无法放下挚爱真情的羁绊——这种执念，正是生命价值本身。生活的质地在这里从“解剖”变成了“沉浸”，从“勘探”变成了“共处”。

　　无论是凝视时代还是呈现生活质地，艾伟小说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人”。他在创作谈中明确表示：“作家是人性的守护者。他的立场应该永远站在‘人’这一边。”读者这样评价《春歌》中的人物塑造：“每个人在人生之路的奔赴中，也都时时处在各种复杂纠缠的关系中，这众多的关系让一个人最终成为他自己。”《春歌》的意义正在于“化简为繁，有效地深入到这个人世的‘蝴蝶效应’里，从发生学的角度重估人生的浩瀚与脆弱、坚守与自省”。

　　小说有着中国气派和江南文化精神，其间贯穿了《白蛇传》的传说，白素贞、小青、法海、许仕林等形象于今天的现实中一一实现对应与互证。这不仅仅是结构上的互文，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呼应：中国人对“一往情深”的理解，如何在当代人际关系中延续与变迁。

　　《春歌》是艾伟具有深度、广度和思辨锋芒的作品，也是他最“目中有人”的作品。当时代不再是人物命运的背景而是呼吸，当生活不再是素材而是质地，当人物不再是符号而是生命——艾伟完成的，正是一名小说家从“勘探人性”到“与人性共舞”的精神抵达。

　　（作者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