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热门影视剧常会提到漕运。漕运在古代经济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漕运依托于内陆运河和天然河道形成的水运网络，京杭大运河就是最重要的漕运水道，具有里程碑意义。

　　元朝定都大都，开启了都城远离黄河流域的历史。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是江南地区，为了保证元大都得到发达地区的经济滋养，如何高效长途运送物资就是必须解决的难题。限于古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水路运输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途径。为此，元朝先是开凿并疏浚了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打通大都与外界的联系；然后是挖通山东境内的会通河，拉直运河北上大都的航线；同时疏浚或改建不同地区的航线，确保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由于运河开通，沿岸一系列城市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许多历史名城顺势崛起。史料记载，通州、沧州、德州、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都是依托京杭大运河崛起的城市，至今这些城市在我国的城市体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到了明代，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京杭大运河的运行管理达到了新的高度，比如为了运河良好运行，在济宁南旺台地建设了蓄水闸坝，确保运河水深稳定和水流平稳；在运河流经的重要节点，建立了多个水次仓，用于接收转运物资，确保了运河的运输效率。有了高效稳定的运河水路交通，沿岸地区的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比如，运河北部山东以北地区由于大量输出棉花、小麦、大豆以及干鲜水果等农产品，发展成了上述农产品的重要产区；运河南部江苏以南地区，则主要输出棉布、丝绸、铁器、瓷器、纸张、竹木等手工制品，这一地区就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手工业制造基地。

　　漕运沿岸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初步发展。由于漕运干道京杭大运河的沟通，加之北京作为首都的区位优势，大量货物在此集散，就有了“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集于燕”的说法，中心市场得以形成。比如，江苏太仓、海门等地是产棉织布的重要基地，也是重要的棉布交易市场。山东济宁、滕州、临清、德州等地是小麦、大豆主要种植基地，也是主要的交易市场。这时，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与运行，带动生产专业化发展，也推动商品经济体系初步形成。

　　古代漕运初步实现了陆运、水运、海漕联运等交通网的统筹，极大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的发展历史表明，由于运河水道开通，推动了全国性商品流通网络的形成；形成并完善了水路运输网络；运河一些节点地区成为交通运输枢纽，带动了沿运河城市带的发展；加强了运河沿线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大量人口涌向了城市，推动了最早的城市化进程；以运河为纽带，形成了多个特色鲜明的经济圈。

　　古代漕运以及京杭大运河发展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一是没能因势利导地发展起市场经济；二是部分漕运支线建设投资违背了经济规律，建成后利用率不高，造成资源闲置；三是漕运沿线城市发展缺乏科学规划，出现了许多城市间分工同质化现象，不利于市场进一步发展。

　　古代漕运交通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启示：运用国家力量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完善的高效交通体系，能迅速增强国民经济实力，造福沿岸人民。古代漕运交通在当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通过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将大运河打造成为“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繁荣人才工程第一层次特聘教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周斌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