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前的一个深夜，北京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传出声声炮响，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如今，在卢沟桥向东约500米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静静存放着上万件记录那段历史的文物。如果文物会“说话”，它们会讲述怎样的故事？2025年7月，《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开展，3237件文物“诉说”着抗战中的生命故事。

　　一封未寄出的家书，诉说着医者消灭疫情的决心

　　“我在义乌诊治鼠疫病人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发病后一天内服药者多治愈，两天后服药者多死亡），疫势未减，我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1941年12月26日，刘宗歆拿起笔，写下了这封“没有机会寄出的家书”。3天后，为救治百姓和鼠疫抗争的刘宗歆也被感染，病情急速恶化，次日不幸离世。那一年，他只有29岁。

　　2013年，刘宗歆的女儿将这封信郑重地交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刘宗歆先生大学期间果断选择医学，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毕业后便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大队及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任医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任京培告诉记者，1939年，日军在浙江等地发动细菌战，很多百姓感染、受伤、死亡。刘宗歆主动请缨，“把我派到浙江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工作。”

　　“当时，义乌作为主要受害区，死亡率极高。”任京培说，刘宗歆在救治一名孩子的过程中不幸感染了鼠疫。这场细菌战导致义乌等地死亡人数达六万，正是千千万万名像刘宗歆一样的医务工作者，以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长城”。

　　在“家书”中，刘宗歆嘱咐妻子带孩子回乡避险，也强调“明年一定来看母亲”。可最终这份对家人的“爱”还是让步给了民族情怀和百姓安康。这封家书只是一个缩影，那个时代的医护人员，都和刘宗歆一样做了相同的选择。

　　一个木质医药箱，诉说着医者救死扶伤的恒心

　　“在缺医少药的抗战前线，这个医药箱曾装满了药品、脱脂棉、消毒器具、手术器械等珍贵物资，在八路军军医院中使用，每一件物品都可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任京培指着场馆内一个不同寻常的深红色医药箱介绍。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向国际社会发起募捐，收集了众多医疗卫生物资，一部分物资被送往延安，这个医药箱便是其中之一，被用于援助八路军军医院。箱体不大，却在救治伤员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医药箱的持有者是一对医生夫妇。1944年，这对夫妇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三分院担任医师。他们利用这批珍贵的医疗用品救助了许多伤员，因此对这个医药箱有着特殊的情感。

　　2022年，这对年迈的夫妇将珍藏一生的医药箱捐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说：“每当看到这个医药箱，我们便回忆起在烽火岁月中救治伤员的情景。”尽管他们工作历经多地调动，但始终携带这个医药箱，从未离弃。“它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我们的情感寄托。捐赠的初衷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希望它能讲述更多故事给后人听。”

　　“实际上，当时可能有无数个同样的箱子在发挥着作用。”任京培提到，“这个重不过5公斤的医药箱承载的是跨越八十余年的重量，是在抗战年代里，国际援助、医者仁心与战士鲜血共同铸就的生命丰碑。”

　　小小医用器械，诉说着医生守护老幼的仁心

　　一个药水瓶、一具量杯、一个避光金属盒，一组如今常见的医用器皿，静静陈列在展柜中。

　　“这是澳门医生刘帼超在广东三乡镇行医时，救治五桂山抗日游击队队员所用的医用器皿。”任京培介绍，这些斑驳的器物，见证了一位女医生跨越战火和时间的大爱仁心。

　　1929年，刘帼超从广州妇孺产科学校毕业后，来到广东省中山县三乡镇开设医局。她推行新法接生，为贫穷民众免费诊疗，很快赢得乡邻敬重。抗战爆发后，这座僻静却交通便利的医局转型为五桂山游击队的后方医院，得名“桂园”。

　　任京培表示，无论深夜或是凌晨，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只要接到医疗求助，刘帼超必挎起药箱即刻出发。她不仅免除游击队员医药费，还常自掏腰包承担他们的膳食费用。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无数伤员在此获得救治，五桂山游击队员无人不晓这位“桂园”守护者。战士们执行高危任务前，甚至将子女托付给她照料，这份信任胜过千言。渐渐地，“桂园”作为后方医院，又成了抚养战士遗孤和街头流浪孤儿的“育婴堂”。

　　参考资料：

　　①《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地洞里救治近千名伤病员》，共产党员网，2015年11月02日

　　②《济民报国：抗战时期的澳门镜湖医院》，抗战史料研究，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