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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姐”这个名字，不时出现在这群“80后”志愿者的对话中——2008年开始，他们曾陆续来到四川绵竹，为伤员们做康复治疗。2016年5月，他们在四川重聚，进行第四次地震伤员回访。
《环球人物》记者第一次见到霞姐是在绵竹的一个小宾馆，将近晚上11点，她坐在床边开始讲述地震康复项目以及志愿者活动，眼盯着白墙，背书一般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偶尔在数字上停顿一下。之后几天，她安排志愿者到各个镇卫生院，为伤员检查身体状况，录入伤员资料……表格中类似“每天疼痛持续的时间及强度”的问题，不少人会直接问，但霞姐不同，“你只要问他‘平时打不打麻将，打多久’就够了，如果能一连打好几个小时肯定没事。”
霞姐叫张霞，是福幼基金会“四川地震伤员康复项目”的志愿者领队，他们是在绵竹开展公益活动最长的队伍之一。8年过去了，她依旧是那个严肃体贴、掌控局面、懂世故而不世故的姑娘。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比之前瘦，没什么变化。”
“板房医院”里的年轻人
每次在车经过绵竹市二环路高架桥时——这是通往各镇的必经之路，志愿者们都会感慨万千：“以前的‘板房医院’就在那儿，当时是亚洲最大的板房区。”在那里度过的青春，是永远难忘的，而这些回忆的起点就是张霞。
2008年8月，著名康复医学专家励建安在四川省残联遇到了福幼基金会大陆地区项目负责人周建国，俩人都想为“5·12”地震伤员做点事，于是决定由福幼基金会出资，组建志愿者队伍，建立伤员康复中心。第三天，作为励建安的学生，张霞被派到四川，当时的工作人员除了她，就是司机、财务。而他们要做的也很明确：招募志愿者、调查伤员情况、和当地医院合作。初到四川时，张霞以为只是几天的工作，只带了几件夏天的衣服，没想到一干就是几年。
首先就是招兵买马，张霞开始在中国康复医学会网站上广发英雄帖。
2008年10月的一个凌晨，黑龙江大庆笼罩在黑暗与寒意中，于占东登上了前往四川的火车。他看到了志愿者招募帖子，在投了简历并通过了张霞的电话面试后，他决定从一家三甲医院辞职。第一批的7名志愿者中，艾金飞、陈汉基、杨钦杰都是像于占东这样辞职而来的。
为方便北川中学学生做康复，中心在那设了一个点，由艾金飞和另一名志愿者刘守国负责。他们住在长虹公司的职工宿舍，单薄的窗户根本无法抵御寒冬的风，宿舍又临着火车道，每当过火车时，整个房间都在颤抖，晚上根本没法入睡。刘守国至今记得，张霞带着他们去租了两个单间，一个月230元，又买了煤气和生活用品。而张霞也记得刘守国理发的故事，理发店用来给客人洗头的，是一个红蓝相间的塑料盆，早已斑驳不堪。
更多的志愿者则住在绵竹市人民医院的板房里，生活条件同样艰难。志愿者们一边为伤员做康复治疗，一边下到绵竹21个乡镇做伤员调查。他们早晨8点上班，给伤员做康复，下了班还要整理资料、制定治疗计划，忙到深夜一两点是常事。
板房夏热冬冷不透气，很多人都生了湿疹。一天晚上下雨，水顺着墙壁流下来，把被子都打湿了，再一看，放在地上的盆子、拖鞋也漂起来了。后来，福幼基金会创会董事、香港演员曾志伟到四川看望志愿者时，才给他们配了空调和洗衣机。洗衣机，还意外地见证了一段爱情：于占东和刘玉相识于“板房医院”，冬天洗衣服易生冻疮，于是于占东洗的衣服中多了刘玉的。
而张霞的一段5年之恋却是无疾而终，从同在扬州，到求学南京、再到绵竹，越来越远。她没有时间伤感，因为总有做不完的事在等着她。“我们要求志愿者最少要做满3个月，所以不断有人补充进来，还有器械购买，与当地医院以及其他公益组织合作推进项目。”“5·12”地震发生后，驻扎在绵竹涉及伤员康复的NGO组织有不少，张霞与这些组织形成定期沟通联席制度，为伤情复杂的伤员转诊提供快速通道。
2009年春节，张霞和几名志愿者决定留在医院过年，“一方面很多伤员留在医院，另一方面省下的交通费可以用在伤员康复上。”给伤员做完治疗、拜了年，在食堂吃了饭，他们到市中心广场逛了逛，买了点水果，拍了照片，这年过得简单却温暖。
从2008年到2012年项目结束，共有40多名从事康复医学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来到绵竹。今年5月，在记者与他们同行回访的这几天里，他们默默无言的帮助、守护，回忆起往事时的调侃笑闹，让人感觉到那是一种纯真的友情。
好的志愿者应该是一粒种子
2016年5月8日下午，一场捐献轮椅的活动在绵竹人民医院进行。坐着轮椅的伤员们围成一个半圆，看到张霞走进来，伤员陈瑞月招了招手，眼睛弯成了月牙，脸上红红的，叫着“张老师”。
2009年，陈瑞月夫妇遭遇车祸，丈夫去世，她瘫痪了，家里只有7岁的女儿和年迈的婆婆。当时她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得人照顾，志愿者刘守国做调查时发现了她，并把她接到康复中心。从此，康复中心的病人从地震伤员拓展到普通病患，陈瑞月是第一个非地震伤员。现在，她早就习惯了轮椅上的生活，生活虽然并不容易，但笑容又回来了，“我是躺着进去、坐着出来的，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伤员在医院的治疗都是从张霞开始的，从通知伤员入院，到每人每天20元生活补贴的发放，从治疗安排，到许可出院以及之后的回访，她熟悉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困难。有时候，张霞也很纠结：“因为床位有限，伤员又多，怎么取舍？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种心灵的折磨，只能按照紧急严重情况排着队来。当你告诉他们‘还有人比你更需要这个床位，等一等就会轮到你’时，他们都会接受。”
从2008年到2012年，志愿者们共对绵竹、江油、什邡、安县、北川等县市近3200名伤员进行了3次康复现状调查，共为1200余名伤员提供过康复治疗服务，是四川最大的地震伤员免费康复治疗中心。
就在2016年5月8日那天，不少志愿者在微信上的头像变成了黑丝带——广东医生陈仲伟被一名20多年前的患者砍了30多刀去世，医患关系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在项目设计之初，我们在医疗纠纷的防范和医疗安全处理上是花了心思的。”张霞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每月有15万处理医疗安全的备用金，但一次都没用过。”
对于灾区伤员来说，志愿者不但是医生还是朋友，有时候遇到困难伤员，志愿者还会自己买药、导尿管等寄给他们。
为了寻找一位骨盆骨折的伤员，志愿者杨钦杰先是坐长途车，然后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当他发现那位伤员的丈夫是脊柱损伤时，为俩人做了检查。之后，他又走访了几里外的4位伤员。返回驻地时，因为滑坡路被堵了，他只好步行3个多小时穿越滑坡。为了鼓励一位脚部骨折的学生坚持训练，周末时艾金飞就带他去山地训练，一个月后那名学生丢掉了手杖；他还会给小孩子买棒棒糖、笑脸贴画，作为他们坚持治疗的奖励，孩子们一见到他就高兴地叫着“艾哥哥”。而为了留住这些志愿者，伤员也会使出“奇招”。“我的妻子就是一个伤员的姐姐的同事介绍的”，艾金飞告诉记者，2013年志愿者工作结束后，他留在了绵竹，现在他的孩子已经3岁了。
志愿者与伤员的故事充满了彼此信赖、扶持的温情，他们之间如亲人如朋友般的感情就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成长，只要你来到它的荫翳里，就会被感染、改变。就像张霞所说，在这种意义上，好的志愿者不应该是一阵风，而应该是一粒种子。
“人是活给自己的，不是让别人看的”
离开绵竹后，《环球人物》记者再见张霞，是在北京北三环的一栋老式办公楼，中国康复医学会的所在地。张霞喜欢北方，一是冬天有暖气，二是气质相符，“相比家乡扬州的小家碧玉，我更像一个东北大妞。”
当年参与伤员康复项目的志愿者多是康复医生或实习生，现在，他们大多从事康复医学行业，还有人当了法医。但张霞不同，2012年博士毕业后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工作了一年，就借调到中国康复医学会。
一部电梯吱吱呀呀上到六楼，悠长而安静的楼道，让人忘了外面的车水马龙。张霞的办公桌上放着几种不同品牌的简装速溶咖啡，喝咖啡是在四川养成的习惯，因为需要保持充足的精力。
采访时，张霞不时回个信息、接个电话，协调各种事情。在绵竹的经历，让她发现：自己更喜欢从事医疗管理，而不是临床工作。楼里其他办公室的同事下午5点就下班了，她至少要再多等半个小时，“我们经常对接的是卫计委、科协这些部门，他们通常是打座机，如果早走怕接不到。有了事情我习惯于第一时间处理。”
与工作时的风风火火、开玩笑时的豪爽幽默不同，生活中的张霞有点宅，跑跑步，看看书，这种有点寡淡的日子让她觉得很舒服。去各地的机会不少，但她很少去了一个地方就招呼当地的志愿者聚聚，自我调侃为“有点薄情”，其实这只是因为她更关注工作本身——不管是作为一名志愿者，还是作为康复医学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父母操心的是她的个人问题，劝她赶紧恋爱成家，但她不想将就，“在绵竹接触了那么多伤员，看了那么多生死别离，更觉得人是活给自己的，不是让别人看的。”
几乎对每个志愿者，记者都会问，当初为什么来四川，志愿者经历带给你什么。但对张霞，这些问题已无需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