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特性看,可再生能源效率最高的利用方式是就地生产,就地消费,规模大了反而不经济,农村恰好适应这样的规律;从变革成本看,相对于城市,农村化石能源基础设施薄弱,能源转型成本低、阻力小,在此基础上发展新型绿色低碳制造业,有望在“能源革命”方面实现对城市的弯道超车。
“双碳”背景下,能源革命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向,也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和重要竞争领域。全球能源革命的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笔者认为,无论从能源消费端看,还是从能源供给端看,能源革命均宜先发于农村。
资源特性和变革成本决定——
能源革命更易在农村实现
从能源供给端看,我国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其中煤炭占比高达57 %,非化石能源虽占比近年来迅速上升但总体不足两成;从能源消费端看,根据2021年国家统计年鉴,生产制造业能源消费占比高达55%。常住人口达4.98亿人的农村商品能源消耗仅占全国总能耗的 9 %,农村的全口径能源消耗也仅占全国总能耗的15%。
权威数据显示,农村生产、生活用能分别占比36%、64%,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制造业远离农村。农村生产、生活用能中有25.9%来自非商品能源,主要是秸秆、薪柴,总量达1亿吨标煤。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这部分非商品能源正快速转化为以燃煤为主的化石能源。
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看,当前在城市,基于化石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善,油、气、煤等设施均处于稳定运行状态。但要适应可再生能源大规模使用的需要,就要对原有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重建或改建。尽管这是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但必然也会面对利益重新分配的巨大阻力,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漫长的时间。
笔者认为,能源消费革命在农村更容易实现。原因如下:
化石能源需要的规模经济对应规模消费,但农村达不到城市的消费水平,也就导致农村化石能源消费成本高于城市,这也是为什么农村化石能源基础设施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从资源特性看,可再生能源效率最高的利用方式是: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分布式生产,点到点消费;规模大了反而不经济,农村恰好适应这样的规律。
从变革成本看,相对于城市,农村化石能源基础设施薄弱,能源转型成本低、阻力小。“十四五”农村正要大规模建设包括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正迎合“双碳”大势。在此基础上发展新型绿色低碳制造业,农村有望在“能源革命”方面实现对城市的弯道超车。
农村资源与市场就地衔接——
既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又助力乡村振兴
能源价格是阻碍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为农村地区化石能源价格高于城市,导致大部分具有农村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城市转移,如农产品加工业。如果农村建立了完善的、经济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则有利于这些产业回归农村,从而助力农村产业振兴。
根据官方表述,能源供给革命就是要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应体系。
“双碳”目标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大幅提升,预计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达到80%以上。可再生能源是非化石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的资源分布情况看,可再生能源主要来自农村和乡野。这意味着,相较于化石能源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再生能源只能分布式生产,相应的供应体系也必须基于农村建立。
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会带来产业的发展。比如吉林西部白城市,风沙大,土地盐碱化,农业产量低,效益差,原本是贫困集中区。“十三五”时期通过重点发展风能、太阳能,一跃成为区域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头羊。目前该市正在兴建“陆上风光三峡”工程,有望成为新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供给基地。
生物质能是分布最为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农业是农村的主导产业,传统农业种植业所取用的籽实占作物重量不到一半,其余一多半秸秆则被视为“废弃物”。而从能源角度看,这些秸秆却是转化为化学能的太阳能,是可运输、可储存、性状稳定的蓄能体,成本低,热值单价接近燃煤。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参与生物质燃料的生产,以目前的传统秸秆薪柴转化效率和燃煤热值单价核算,2亿吨秸秆或薪柴相当于1亿吨标煤,若转化为现代生物质燃料用于农村或城镇燃煤替代,可相应拉动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链产值近万亿元。
与此同时,基于生物质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相对少,资源与市场就地衔接,利用效率高。生物质能作为绿色低碳能源,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吸引城市碳排放压力大的制造业入驻,实现低碳绿色制造,既保持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又助力乡村振兴。
代价更小、耗时更短——
“农村包围城市”是能源革命优选战略路径
能源产业链条有三大环节:资源、技术、市场,其中资源和市场由地域因素决定,不可移动,而技术是可以全球流动的。既然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市场主要在农村,技术自然可以依靠资源和市场得以“成长”。
可再生能源供给和消费体系在农村的逐步建立,离不开大量的技术人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4.98亿人,每年还会产生大量青年待业人口。如果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在农村大力发展,就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使新一代农民转变为能源生产者和服务商,为农村产业振兴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强大人力资源支撑。
能源体制革命的目标是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原有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制、机制诞生在城市。化石能源与城市的关系可以说是“因果”关系,即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因,城市化是果。化石能源的资源属性决定了只有规模生产、规模消费才能带来较低成本和更高效率,从而促进人员聚集、精细分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城市化的由来。也正因为城市能源基础设施是基于化石能源兴建,因此在城市推进能源体制革命要面临重重阻力,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相对而言,农村化石能源使用正处在增长期,相对于城市的百业争鸣,农村一业难求。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有产业引领,特别是具有农村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而可再生能源产业正是具备这样特征的优势产业。
目前,农村能源市场规模仍然较小,尚不能形成对产业的持续拉动。因此城市现有的能源消费市场只要平等向农村能源行业开放,就会带来产业持续发展的机会。
能源革命的本质是可再生能源“革”化石能源的“命”。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征程上,这是必然会实现、也必须要实现的目标。但在战术上,若选择化石能源最薄弱的地方入手,代价就会更小、耗时也更短。从这个角度讲,“农村包围城市”仍是优选的战略路径。因此,能源革命,农村先行!
(作者系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