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出生于浙江绍兴。很小时，母亲便领着我们五个子女投奔在上海谋生的父亲。日本投降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家人多常常吃不饱饭。更糟糕的是，我得了脑膜炎，全家人一度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那时，我读书不好，常挨老师训诫打手板，每日瘪塌塌进教室，苦戚戚出校门。

　　1949年5月，平地春雷响，上海解放了，物价也稳定了，社会秩序得以好转，老师不再打骂学生，我渐渐上进好学，成绩也上升了。每当我取得小小佳绩，老师都会表扬我，而且还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还经常参加团区委的时事宣讲会，成为一名“党的宣传员”。

　　学生时代，我每天哼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去上学，学期结束时，我将成绩单交给父亲，他高兴地对母亲说：“希园考得好，有希望圆满成功了”。

　　初中毕业时，我报考了上海动力学校学发电技术，被录取后，当上了炉108班的班长，后来还成为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学生委员。1956年4月，校党委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毕业后，我没有选择上海本地的电力设计院，而是主动要求到广州见识国外的进口机组、学习安装。工程结束时，筹建处主任拉着我说：“书呆子，跟我到茂名搞苏联高温高压热电厂去。”

　　花了近三年时间，我去武汉青山热电厂、上海吴泾热电厂培训，成为发电全过程总指挥值长（值班工程师）。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大型高温高压热电厂很快被迫停产，我不甘心停产吃闲饭，主动要求调入直属电力部领导的列车电业局。那时候的我认为，成为列电“尖兵”，不怕艰险，随时响应战备、军事和新兴城区开发用电急需的召唤，做到“拉得动，发得出”，流动在祖国各地战斗生活是艰苦而光荣的，我愿意献出我的青春年华。

　　1962年，以广东茂名列电站为起点，我先来到了黑龙江最北边的克山列电站。随后，列电局党组又派我去北京怀柔高炮团学习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参加北京电力生产管理培训班。1965年，27岁的我受命调任宁夏青铜峡列车电站书记、指导员。重担在身，我只得把刚满周岁的儿子送到上海母亲那里照顾。1968年8月的一个深夜，山洪暴发，停放在峡谷中的电站受山洪冲击，发出紧急求救信号，我闻声跳起，向妻子交代：“我冒死也要冲过去，不冲就是逃兵。”冲到现场后，我和同志们加固列车垫桩，列车才未被冲进黄河，可我从此落下了腰痛病。后来，我又调至内蒙古通辽、湖南湘潭等地继续投身发电“战斗”。

　　随着全国电网联网，1974年全国60多台列车发电尖兵队伍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同年，组织上照顾到我的身体状况和家庭实际困难，考虑我对电力事业的一腔热情，调我到湖州电力技术学校工作。

　　教书生涯中，我以“授人一瓢水，必先备好一桶水”的标准，投入满腔热诚精心教学，学生们民主投票时，授我为“最喜爱的老师”。退休后，鉴于对电力基建、发电运行检修相对熟悉，又有相关专业资质，我又应邀在电力系统继续发挥了11年“余热”。

　　回首51年的电力职业生涯，在党的栽培下，我努力工作，虽然未取得显赫的成就，但内心没有虚度年华的羞耻，也没有碌碌碌无为的悔恨。看着原来一个个青年学生，毕业后勤奋工作，成为我国电力事业的中坚力量，我很欣慰，也很知足。每当同学们亲切地唤我“老师，老师”，并邀请我去电厂参观，我总会当面更正：“我只是一名电力启蒙老师，但老师这个称谓，确是我电力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我回忆跟党走过的这几十年，深深体会到，在党的培养下，我能成为一名电力人，并为国家和人民尽微薄之力，是多么美好的人生经历。

　　（作者曾供职于原湖州电力技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