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腾芳是老萍矿（安源煤矿）工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病逝了。几十年来，家人一直以为父亲只是名普通的煤矿工人，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旧萍矿监委人事档案》中看到父亲亲笔填写的一份《中国共产党员调查表》和一份《学习鉴定表》，才得知早年他曾经参加了安源工人运动，参加了北伐战争，还参加了秋收起义，解放前夕是萍乡的中共地下党员。

　　记忆中，父亲是个性格刚烈、严厉、直率而又善良的人，他能写会画，会修钟表，会缝制衣裳，会做纸马匠，还会制作土电池和家具。小时候，他给我们做玩具步枪，上面有枪栓、扳机，看上去跟真枪一样。他还常教我们看图识字、唱歌识简谱，还曾在黑板上写上字，守在马路上教过往行人识字。小时候没有电灯，晚上我们常常在星光或煤油灯下听父亲讲故事，却很少听他讲关于他自己的事。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跟他讲起了打仗的事，隐隐约约听他提到，前边有敌人到处搜捕，喊杀“黑脑壳”，他便背着枪往岭上跑。我当时虽然不懂“杀黑脑壳”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是反动派特指在煤矿工作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但这话在我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此，我便肯定地认为，父亲曾经打过仗，至于什么时候，跟什么样的敌人打仗，在我看到他的档案前一直不得其解。

　　很多年来，我一直尝试去了解父亲，想知道他有哪些亲友，有哪些昔日的同事，甚至去他工作过的安源煤矿问过，但始终未找到答案。直到1997年7月的一天，我意外地看到了父亲那份档案资料，真是又惊又喜。原来，父亲出生于1905年农历9月6日，祖籍湖南醴陵，3岁时就同祖父母来到萍乡安源。1912年，祖父在安源煤矿井下因事故而亡，父亲由继祖父抚养长大。15岁时，父亲在乐平煤矿下井挖煤两年，因不忍欺侮抵抗工头，于1922年回到安源煤矿，同时接受了李立三同志的指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安源工人运动。1924年，中共党代表胡建从广东来安源招兵，父亲应征人伍，到广东练兵两年。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父亲随所在的北伐军部队从广东一直打到江西鄱阳湖畔。当时，党组织要他留下，在乐平县组建鄱乐煤矿工会，但因革命形势突变，父亲不久又回到安源，参加了秋收起义，所在部队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

　　父亲填写的《党员调查表》上有这样一段文字：“16年（指民国16年即公元1927年）8月10日（农历），在武功岭（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旧址右侧那座山）开会议决，16日出发打萍乡城，没攻开，一路打醴陵，往浏阳到平江，去与毛泽东合一处。到浏阳遇了国民党35军和6军打散了我军，我退回。”那之后，父亲与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失去了联系。当时安源一片白色恐怖，为了避开敌人搜捕，父亲离开安源，去了吉安的天河煤矿。

　　秋收起义后，父亲虽与队伍失去了联系，但从未对革命失去信心，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追求真理，把个人的事全都抛在一边。1948年，他43岁时才与母亲结婚， 1949年5月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全力投入当时的护矿斗争，迎接全国彻底解放。

　　父亲身体不好， 1954年就办了病退，因家住安源，有时会去安源煤矿工会义务帮忙。后来单位退管会叫他去医院检查身体，结果显示他有矽肺病，给他办了矽肺证，他却执意不去领：“不就是个矽肺病嘛，领个证干什么？怕组织上不相信你呀？”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为了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拖着病躯，扛着锄头去山上开荒种地。1961年下半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咳嗽，甚至咳出血来，后来在冬日一个寒冷的清晨，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母亲身体不好，也没有工作，大哥在外做工，13岁的二哥每天挑着土簸箕上矸石山捡块炭卖，一个月下来，勉强能凑够口粮钱。1965年，二哥到工厂当了学徒，只能解决自己的生活费，养家的重担自然转到了我的肩上。16岁那年，我到安源煤矿锡坑小井做临时工，那时才知道，要是当年父亲领了矽肺证，我们每月就能领到些抚恤金，生活也就不至于举步维艰。

　　好在雨过天会晴，冬去春会来。现在回头看父亲在档案表上填写的那些文字，才悟出了他的苦心。档案表上记录：“你为什么入党？对党有何意见？对工作有何意见？”父亲答：“为解除生活的困苦；党即是我的主人翁；工作自管自制。加强工作进行。”他的回答虽然在语法上尚欠推敲，但表意鲜明：入党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严于律己，努力工作。

　　父亲一心想着革命事业，不愿让我们知道他参加革命的事，也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馈赠，他希望子女们不去依赖什么，靠辛勤努力去创造、去开拓。想到这一层，我对父亲不仅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觉得他更加可亲可敬，也更加深了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