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的使用程度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个人的行为所决定，因此，引导个人能源消费行为向低碳化发展至关重要。要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加快能源节约型社会建设，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最终走向“可持续能源转型”。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能源转型是为了建立安全的、有效的、绿色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新体系。

　　在“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下，能源转型更多被视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即可再生能源转型。

　　然而事实上，纵观当前实际，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新体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当整个社会能源消费持续增加时，即使可再生能源比例增加，传统化石能源消费量也可能会增加；二是可再生能源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会加大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助推化石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进而间接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三是化石能源供给相较于可再生能源供给更稳定可靠，不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安全时，化石能源是能源市场中更被偏好的能源种类。

　　以煤电为例，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容易出现供给间接性缺口，而煤电在热备用状态下能够高效输出，能够用于缓解可再生电力供给的不稳定性，二者并不完全是替代的关系。

　　因此，不能只看到可再生能源积极的一面，而忽略了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一切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在经济增速减缓、能源安全面临挑战、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增加的宏观背景下，可再生能源转型走向可持续能源转型是第三次能源革命的必经之路。

　　因此，我们建议：

　　（一）避免单一追求可再生能源数量

　　能源的使用程度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个人的行为所决定，人类约90%的时间是待在室内的，如何引导个人“门里面”的能源消费行为向低碳化发展至关重要。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加快能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践行绿色生活方式，通过家庭用能及其绿色购买倒逼企业节能生产的潜力。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已经使定制化用能信息的实施逐渐成为可能，如平均家庭用电、对比用电等信息的家庭用电反馈、引导和干预。在实践中从消费行为的“微”特征挖掘节能减排的“宏”潜力，填补技术和市场节能的“行为楔子”，助推亲环境行为。

　　注重誉为“第五种能源”的能源效率提升，可以实现减少投入、降低能源外部性、确保能源安全的多赢目标。从全球来看，要控制全球气温增加2摄氏度的目标，终端能源效率提高所做的贡献预期可达到42%，而可再生能源、碳捕捉和储存分别为21%和14%，即使在没有新技术出现情景下，能效政策的推进也可以减少全球40%的碳排放（IEA，2018）。特别是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能效提高空间还很大，因此要尽可能减少“能效缺口”，实现能效水平的零差距。从政策层面，要实行广泛严格的能效标准，发挥行业协会在能效提高中的作用。如能效标识作为节能指标通过信息传递的方式，可以为消费者购买能源产品提供决策，进而推动高能效产品的消费及其生产。

　　推进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清洁化利用，从产量、技术层面来看，煤炭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在提高用煤效率的同时，发展煤的高效清洁利用和转化技术，通过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来加快清洁化进程。

　　（二）推动可再生能源生态补偿机制和用能权交易市场的纵深发展

　　以低碳化发展为目标，将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和时间表落实到地方，重点部署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的阶段性目标。在碳排放权交易领域，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引导社会投资者积极参与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建立建成市场化、多元化和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

　　继续发挥市场作用，健全用能权交易市场机制。为了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双控”目标任务，我国已率先在浙江、河南、四川和福建四个省份开展了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包括增量交易、存量交易和租赁交易。

　　如浙江在2016—2019年间，累计腾出用能空间约600万吨标准煤，自试点开始至2020年6月已累计实施交易项目652个，重点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产业项目用能，有效推进了产业转型升级。福建省2020年试点企业增至107家，实盘交易范围计划扩大至5个行业。

　　目前，用能权交易缺乏可借鉴的国际成熟经验，用能权指标总量的确定、用能权指标的分配、参与主体的行为、用能权交易的潜在收益等科学问题还需要解决，交易体系、交易程序、交易规则和监管办法还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还要调动。

　　因此，我国应尝试从四个试点省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扩大用能权交易的地区、行业和企业的涵盖范围。以淘汰落后产能和压减过剩产能，有偿出让用能权，节约更多用能空间，推动能源要素的有效流动和集聚，促进能源要素高效配置。

　　（三）可持续能源转型要服务于经济增长

　　能源转型与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孪生兄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应聚焦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积极推进现代经济体系和新能源系统智能高效融合运行。如强化智能电网稳定性，打造新型多元化综合能源服务模式，形成多能互补、绿色低碳、智能覆盖的能源发展新局面，以新能源技术创新、新能源政策、能源市场化改革为抓手，培育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乘数因子”，实现能源转型由量到质的跨越。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能源行业需要用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注入活力。随着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持续扩大，化石能源未来有望被可再生能源深度替代，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此，地方政府和能源行业应该致力于弱化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坚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和传统化石能源清洁利用“两条腿”走路，做好可再生能源的“加法”和传统能源的“减法”。

　　要牢抓后疫情时代电力需求出现的供求短期缺口，加速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电力新基建”体系，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市场机制，助推新能源产业由“补贴市场”全面过渡为“竞争市场”，充分挖掘分布式能源的应用潜力，助力于可持续能源转型更高质量服务于经济增长。

　　总体来看，在“十四五”期间，要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国家能源战略为指引，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导向，继续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走向“可持续能源转型”。

　　（作者供职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