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第一大国的储备之痛

　　美国目前的战略储备为6.93亿桶，足以支持142天的进口保护，日本的战略储备也接近150天，德国的战略储备为100天。相比较而言，我国石油储备起步较晚，目前建成的规模也较小。截至2016年中期，我国共建成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储备基地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325万吨，仅为40天石油净进口量

　　近几年，国际油价呈现断崖式下跌，国内部分开发成本较高的油田面临着“开采越多、亏损越大”的窘境。在经济效益优先情况下，国内油田纷纷减产，2016年原油产量降至2亿吨以内，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原油产量首次下降，进口原油同期快速增长至3.8亿吨，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上升至65.4%。根据目前发展趋势，还有可能继续攀升到70%左右。与此同时，国内天然气需求量和进口量也快速增加，2016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已增长至34.4%。

　　我国虽为能源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但油气对外依存度依旧节节升高，这带动我国能源整体对外依存度也快速上升，2005至2015年这11年间，我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从6.0%上升到了16.3%。能源领域很多专家认为我国能源安全环境较为严峻，对我国的能源安全感到“忧虑”和“心痛”，纷纷疾呼要加强能源储备，保障能源安全。也有部分专家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处于低位，供需宽松，无需过度担心。面对这一形势，究竟该如何对待呢？

　　能源专家为何“心痛”？

　　一般来说，人们对某件事物感到“忧虑”和“心痛”，应该是主观上感受到这件事物的缺陷和不足而觉得不适应，并且对这种缺陷带来的风险或危机感到十分担心、痛惜。或者感到了事物变化带来的风险和隐忧。油气对外依存度上升让人“心痛”，有两个原因。

　　一是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越警戒线。从各国经验看，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0%是一条“安全警戒线”，意味着一国能源环境已从“比较安全”向“比较不安全”转移，会对该国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产生较大影响。中国在1993年石油进口量首次超过出口量，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从此石油对外依存度“节节高升”，2007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就突破了50%的“安全警戒线”。而现在，石油对外依存度更是达到了65.4%，几乎追平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最高时期的66%。

　　二是“仓”里“粮”不够，我国现有石油储备规模太小。战略石油储备诞生于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成立了国际能源署，并要求成员国必须储备60天石油净进口量，第二次石油危机后，这一标准提高到了90天净进口量。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一般都储备了更多的石油，像美国目前的战略储备为6.93亿桶，足以支持142天的进口保护，日本的战略储备也接近150天，德国的战略储备为100天。相比较而言，我国石油储备起步较晚，目前建成的规模也较小。截至2016年中期，我国共建成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储备基地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325万吨，仅为40天石油净进口量，与西方发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正是因为石油对外依存度“节节高升”，突破了警戒线，而国内石油储备规模又小，跟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没有太多的应急措施，势必影响到我国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所以才让人“担忧”和“心痛”。

　　能源储备怎么夯实？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能源储备的基础仍为石油储备。因此，要夯实能源储备，就要改变目前石油储备规模小的现状。我国石油储备规模较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储备工作起步晚，国家石油储备2004年才开始启动，一期工程已建完，二期工程尚未全部完工，三期工程尚未开展前期工作。二是企业义务储备法规体系不完善，石油储备主要还是依靠国家储备。企业储备工程建设投入较大，且经济效益不好，因此企业义务储备的积极性不高。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积极应对石油储备不足的形势，提出要加快石油储备体系建设，全面建成国家石油储备二期工程和国家成品油储备能力建设工程，启动后续项目前期工作，健全国家石油储备统一管理机制，建立企业义务储备制度，鼓励商业储备，合理提高石油储备规模。

　　一是推进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石油储备不足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储备库建设速度较慢，储备库容不够。鉴于目前石油储备总体库容仍然较小，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要加快国家石油储备二期项目工程建设，争取在2018年底前完成全部二期项目。“十三五”期间，还要积极开展三期项目前期研究，尽快全面启动三期项目工程建设。同时，要加强协调力度，推进已建成的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收储工作，加快原油收储速度，做到储备基地应储尽储。2020年，石油储备总规模达到90天以上净进口量水平。

　　二是加快企业义务储备建设。企业义务储备是能否实现国家石油储备目标的关键因素，必须大力推进企业义务储备建设。石油企业要以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为己任，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加大石油储备基础建设投入，积极扩充义务储备规模；政府也要从财政、税收角度对企业义务储备建设给以支持；政府还要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利用社会企业库容代储国家储备原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商业仓储设施投资运营。

　　三是加强石油资源储备。石油企业要切实加大勘探力度，保障勘探工作量投入，实现“十三五”期间新增探明地质储量50亿吨左右。东部陆上老油区立足松辽和渤海湾盆地，深化精细勘探、增储挖潜；西部地区以鄂尔多斯、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吐哈盆地等为重点，加快优质资源储量探明；加快海洋油气勘探力度，支持超低渗、致密油（页岩油）、稠油、油页岩、油砂等低品位资源勘探开发工程示范和科技攻关，做好石油资源储备。

　　四是完善石油储备品种。我国尚未建设用于调节市场供需的成品油储备和液化石油气储备，部分重点消费区域、城市及周边地区，缺乏足够规模的石油制品储备及时投放调控市场。国家应创新建设管理方式，委托供应条件好、输送条件优的石油企业经营管理，尽快完善储备品种。

　　五是有序推进煤制油项目。煤制油作为能源战略供应能力的储备方式，可在短时间内起到应急调峰作用。2016年，我国煤制油产量约为200万吨。“十三五”期间，可以有序发展煤炭深加工，稳妥推进煤制油的升级示范，积极探索煤炭深加工与炼油、石化、电力等产业有机融合的创新发展模式，力争实现长期稳定高水平运行。

　　能源应急怎么实施？

　　我国能源的调峰和应急主要是指天然气的调峰和应急。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不大，目前只有6%，但是天然气消费呈现季节性特点，冬季供暖期间，北方天然气消费量骤增，天然气供应紧张导致经常出现“气荒”，这时就需要动用天然气储备去应急调节供需平衡。

　　中国天然气储备体系还处于建设初期，目前发展方向主要是调峰为目的的储气库。截至2016年底，我国建成地下储气库19座，工作气量在60亿立方米左右，约占全年消费量的3%，而西方主要用气国家可以达到15%以上，所以说我国储气规模还有较大差距。

　　当前，天然气调峰应急方面，主要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天然气调峰能力不足，天然气管道和地下储气项目建设周期较长，经济效益不如预期，建设进度远远滞后。二是天然气价格未完全市场化，峰谷气价难以落实，且民用与非民用气价格倒挂严重，影响了储气设施建设。三是天然气调峰应急机制不健全。

　　《规划》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要提高能源的应急和调峰能力。加大储气库建设力度，加快建设沿海LNG和城市储气调峰设施。2020年，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达到天然气消费量5%左右。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大地下储气库扩容改造和新建力度。围绕国内主要天然气消费区域，在已初步形成的京津冀、西北、西南、东北、长三角、中西部、中南、珠三角等八大储气基地基础上，加大大港库群、华北库群等地下储气库扩容改造，加快华北文23等新的地下储气库建设力度，完成到2020年形成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148亿立方米的建设任务，力争达到天然气消费量的5%。

　　二是加快LNG储气设施建设。根据消费区域资源流向和市场实际需求，优化沿海LNG接收站布局，在应急调峰能力要求较高的环渤海、长三角、东南沿海地区，优先扩大和适度新建LNG接收站。鼓励现有接收站新增储罐、泊位，扩建增压、气化设施，提高接收站储转能力。

　　三是利用价格杠杆，完善应急体系。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作用，建立合理反映能源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的天然气价格机制，实施峰谷分时价格、季节价格、两部制价格制度，推行大用户直供，发展可中断用户，完善调峰、应急等体系和机制。

　　能源储备怎么扩展？

　　能源储备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石油天然气，也包括其他能源品种。从长远来看，除了石油天然气，我们还要大力扩展能源储备的品种，增强能源储备的规模，尤其是涉及到能源长远发展的战略稀缺能源资源和新材料，一定要未雨绸缪，提早着手，提早储备。《规划》提出，要“提高天然铀储备规模。2020年，天然铀储备量达到10万吨”。这两句话虽然着墨不多，但意味深远。

　　之所以要未雨绸缪，是吸取稀土发展的经验教训。稀土是战略资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国的稀土资源储量曾一度占到全球储量的85%，在过去几十年承担了世界稀土供应商的角色，一直以极低的价格输送到国际市场，结果付出了破坏自身环境与消耗自身资源的代价。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比如稀土、铁矿砂等，凡是中国处于出口阶段的时候，价格都极为低廉，一旦转为进口，价格则飙升了数十倍。同样拥有丰富稀土资源的美国却将其稀土矿山封闭；而资源匮乏的日本则大肆购买中国稀土，将其埋入海中，以备未来几十年之用。目前中国的实际稀土储量已经不足世界的23%，按现有生产速度，中国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至20年，在2040-2050年前后必须从国外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求。未来一旦变成纯进口，我们花费的不仅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金钱，更可能将在战略上被西方国家钳制。

　　正是基于稀土产业的前车之鉴，中国能源储备必须提早着手，在油气之外，提早储备一批战略能源资源和新材料，深度扩展能源储备品种。

　　一是煤炭。为解决煤炭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2011年国务院启动了国家煤炭应急储备方案。截至2015年底，11个基地内煤炭静态储备能力约7000万吨/年，煤炭流通规模约7亿吨/年。新的市场形势下，煤炭储备应及时调整，优化布局和定位，进一步加强大型煤炭储配基地和物流园区建设，到2020年煤炭静态储备能力达到9000万吨/年，流通规模达到9亿吨/年，基本形成配套可靠、功能齐备、绿色高效的煤炭储配体系。

　　二是铀矿。铀矿作为一种能源资源，具有低碳特点，是核电及核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原料。我国铀矿资源总体不算丰富，矿床规模以中小为主，矿石品位偏低，通常有其他矿产伴生。据我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的铀矿储量推算，我国铀矿探明储量居世界第10位之后，尚不能适应核电长远发展需要。新世纪以来，铀矿勘查取得了重大突破，推动我国铀矿储量进入快速增长期。“十三五”期间，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天然铀资源，加大国内铀矿勘查投入和力度，提高国内天然铀生产保障能力；同时加大海外铀矿资源勘查和开发力度，积极开展天然铀国际贸易，保证国内天然铀供应，优化核燃料产业布局，满足核电和核工业发展；建立天然铀国家战略储备和企业商用储备体系，提高天然铀储备规模，2020年，天然铀储备量达到10万吨。

　　三是石墨矿。石墨是元素碳的同素异形体，是一种质地较软的矿物，可以衍生出石墨烯和金刚石等材料。石墨烯是目前已知室温下最好的导电和导热材料，优异的性能使得它在能源特别是储能领域具备变革潜力，凭借优异性能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十三五”期间，要发挥石墨烯等对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今后要加强石墨烯工程技术的研究，加快推进石墨烯技术应用的产业化进程，加大石墨烯等行业的投资力度。

　　除了煤炭、铀矿、石墨等资源外，部分稀有金属（如锂）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能源的发展，这些能源资源和材料也需要战略储备。“十三五”期间，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新的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快能源新材料的科研攻关，大力扩展能源储备品种和规模，为未来能源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

　　能源战略储备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的能源战略储备起步晚，储备规模距离国际通行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只有持之以恒的开展储备工作，才能做到“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规划》对于各品种能源储备提出了详细的任务目标，“十三五”期间，要认真落实这些目标要求，继续加强能源储备体系建设，完善能源储备制度，扩大能源储备规模，做好应急保障准备，提高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让国人不再为能源储备和能源安全“担忧”和“心痛”。

　　（作者均供职于电力规划设计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