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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绿色能源投资最多的国家，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
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会在某一天到达一个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并出现转折。美国的这一天出现在1969年，当年位于俄亥俄州的凯霍加河上堆满了厚厚的污染物和死鱼。作为应对，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在第二年成立。20世纪70年代，日本水俣地区一家塑料厂的有毒水银泄漏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东京随后通过了严格的环境法案。
2013年初的雾霾天可能让中国追随美国和日本的步伐。作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已将污染最严重的工厂迁往周边省份，但这仍然无法让公众告别糟糕的空气，并由此引发了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关注。
6月中旬，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环境整改措施，并决定在今后5年内花费2750万美元解决环境问题。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它相当于中国国防预算的2倍。
这是中国的发展转折点吗？很多国内外的环保人士担心这个拐点太小、发生得太晚。事实上，中国政府很久之前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并打算努力解决它，但雾霾还是来了。
除了不能令人满意的空气质量，中国还面临着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题。1990年时，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10%，而现在这个数字已升至30%。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占到全球增量的2/3。
需要对温室效应负责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但在环境问题上，中国正在走英国、美国、日本的老路——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
中国正在因环境问题承受剧痛。中国有8000万人口居住在海岸线附近，极容易受到海岸线上升和暴风雨的伤害，而随着重型制造业和矿藏资源从海岸线边移向较为贫穷的西部地区——比如新疆、西藏，这种转移将会加深对环境的危害。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特别脆弱，如果工业发展导致环境出现退化，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从全局来看，目前最需要关注的不是中国尚未达到什么目标，而是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什么。中国的碳排增速是GDP增速的一半，比全球平均水平稍微好一些。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投资，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投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专注于降低碳密度，使其在过去5年里降低了20%，总体计划是在2020年前，将碳密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更大的进步在于，北京正在推动国有企业提高能效，这或许是全球最为重要的气候政策。国有企业纷纷与政府签署合同，保证达到能效目标。这项政策目前已经延伸到了1万家国有企业，基本覆盖了主要的污染源。
在控制能耗的同时，中国也非常注重产能效率。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更为有效的运营和关闭老旧工厂将中国燃煤电厂的热能效率从2000年的31%提升到了2010年的37%；而美国的效率始终维持在33%，多年未变。
中国能源的另一个重大改变是大量上马可再生能源项目。
但中国新能源的利用效率却不甚理想。中国和美国拥有大致相同的风电装机容量，但前者的风电使用效率远低于后者。
在可以预知的未来，煤炭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燃料，但煤炭的成本优势正在缩减。中国是世界上太阳能电池板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彭博社的分析师认为，中国的太阳能行业到2020年将能够在脱离补贴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
此外，中国政府正在尝试通过碳交易和碳税来降低碳排，这个办法目前没有普遍实施，还处在推广阶段。
对于中国最终能否实现这些计划的争论尚无定论，但控制碳排放的目标大致能够实现。很多年前，中国曾有官员表示，碳排放将持续增长到2050年，而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碳排放的顶峰将出现在2030-2040年之间。
但对比中国需要做到的，这还远远不够。从全球角度出发，如果要将地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C以内，那么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要控制在7000万吨以内。而根据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预测，如果中国碳排放延续现在的水平，那么截止到2050年，中国的排放量将占全球排放量的2/3。因此，中国减排之路任重道远。
按照当前的形势，全球碳排到2050年必然会超过7000万吨，那么中国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今后20年中，中国的居民会更多地从乡村迁往城市，能源使用和人均碳排放都将加倍，如果中国达到目前工业国家的生活水平，汽车的数量将是现在的10倍。
中国更多需要的是自救。从资源层面说，中国的基本资源价格有些畸形，水和肥料价格尤其低廉，这不利于使用者节约这些最为宝贵的资源。从政治层面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有不少阻力。但中国在处理环境问题上仍然是具有优势的。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有着深刻认识。中国有先例可循，可以向那些犯过错的国家学习经验。
与此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构建零碳能源体系创造了理想条件。这些都是中国的希望，如果中国不能扭转局势，那就没有什么国家可以了。
（来源：经济学人，文章有删节、标题有改动）（颜会津／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