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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7期）
52天，救治重症，在武汉。
3月的最后一天，被称为“华山四纵”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告别武汉，启程返沪。
自3月17日起，各地援鄂医疗队开始陆续撤离。按照国家卫健委的工作计划，高水平的重症救治团队继续坚守，直到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任务全部完成以后，再予撤离。
坚守至三月底的医疗团队当中，219人组成的“华山四纵”已经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病房战斗了52天，负责整个院区最危重患者的救治工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核心区域，进行重症患者的救治，医疗队度过了怎样的52天？临别之际他们最想对武汉说什么？
4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党总支副书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副教授沈云东。以下内容为沈云东口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整理。
就像上战场，抵汉24小时就开始收治第一例重症患者
2月9日（正月十六）晚上6点，我们医疗队落地武汉天河机场，8点到达酒店。10日凌晨，医疗队托运的行李到达酒店，还来不及认领，队员们就赶到医院参加培训。上午10点左右，医疗队接到通知，当晚就开始收治重症病人。随后，一个刚刚完成清空和改造的康复科病房，在10小时内整齐摆好了重症ICU病房的各种抢救设备。
2月10日22时，华山医疗队开始收治第一例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整个过程就像上战场，没有任何休整和喘息的时间。
患者病情变化，只有亲身经历后才知道到底有多快
接收病房的前两周是最困难的。刚开始，发现新冠肺炎病人的病情变化很快，医生和护士都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有的病人来到病房时，根本不给医生抢救的机会，几个小时内就去世了。开始阶段，医生护士除了紧张，就是无奈和沮丧。2月23日下午，两名病人突然去世，而且是医疗队队长刚看过，病人情况稳定的情况下，队长走出污染区正脱防护服的时候，舱内传出消息，两名病人抢救无效，这对全队士气打击很大。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变化的速度，亲身经历后才知道到底有多快！
当时我们医疗队的任务很重，30张重症病床都收满了，最多时有27个呼吸机插管病人。整个光谷院区里，超90%的呼吸机插管患者在ICU病区，80%以上的补液（医学术语，液体治疗的通俗说法）在ICU病区，70%以上的检验也在ICU病区。
前期，我们病房有27位值班医生、180位护士，医生6小时轮岗，护士4小时轮岗。即使医护人数众多，仍然感觉人手不够用。我作为外科医生，那段时间晚上也在学习呼吸机的使用，随时准备有医生累倒了，可以立刻顶上。
这种紧张的情况在2月27日发生改变。当日下午，队长在医生微信群里宣布了两个好消息：第一例有创通气患者成功脱机，第一例VV-ECMO患者成功脱机！
有创通气患者脱机指患者情况好转可以摘掉呼吸机。ECMO俗称“人工肺”，借助机器的工作让患者受损肺部得到休息和康复。这个救治方式是重症救治的最后希望。ECMO和人体连接方式不同，分为VV-ECMO和VA-ECMO。VV-ECMO即血液通过静脉返回给患者，VA-ECMO指血液通过动脉返回给患者。
以上两例患者成功脱机是标志性成果。此前，整个武汉市在新冠肺炎患者抢救中，还没有一例ECMO患者成功脱机，有创呼吸机的脱机成功率也极低。
这个消息极大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队长带领大家不断总结经验，提出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制胜的三大法宝：关口前移、多学科合作和精细化管理。
随着救治成功率不断提高，医院外也传来好消息，武汉的疫情已经过了拐点，累计治愈人数即将超过现存确诊人数，新增危重症病人更是明显减少。
在惊蛰的次日（3月6日），队长再次宣布好消息，两例患者顺利拔管脱机，重症ICU已顺利脱呼吸机4人，脱ECMO 一人，两例ECMO患者有望近两天脱机。
3月8日，孙春兰副总理视频连线我们，在听完李圣青队长的汇报后，向镜头竖起大拇指。
60 3 月8 日，孙春兰副总理与重症ICU 病房视频连线，在听完华山医疗队队长李圣青教授汇报医疗救治工作后，孙春兰副总理竖起大拇指。
3月8日，孙春兰副总理与重症ICU病房视频连线，在听完华山医疗队队长李圣青教授汇报医疗救治工作后，孙春兰副总理竖起大拇指。
无法释怀：那位患者没能抢救回来
早期阶段，大家对新冠肺炎患者，特别是转到ICU来的危重症患者病情变化规律还不太熟悉，救治方法也在不断摸索和总结，所以病人的救治难度极大。后期，大家救治信心已经越来越足，但队员们经过连续一个多月的鏖战，身体和心理都急需休整。
对我个人而言，最难忘的还是亲自参与的救治过程。我作为队内唯一的手外科医生，对感染创面的处理和血管缝合等方面比较有经验。3月7日，我与血管外科朱磊医生合作，在舱内成功完成了V-A ECMO撤机时的左侧股动脉缝合手术。
V-A ECMO撤机不同于前述V-V ECMO，后者两根管路都是从静脉插入的，撤机时不需要缝合血管，股静脉压力低，局部压迫就可以了。而V-A ECMO有一根管路是从股动脉插入的，股动脉压力高，破口如果不缝合，压力甚至会让血冲到天花板上，加之管路有小指般粗细，拔出管路后单靠压迫是不能将血止住的。
这是我第一次穿着三级防护装备进行手术操作。记得那位患者局部组织被管路放置两周后，形成了很坚韧的疤痕组织，把股动脉包在里面，造成血管位置很难显露。为了避免损伤血管，我和朱磊医生只能耐心地一点点分离，花了很大力气。特别是手术时间长了，护目镜开始模糊不清，操作越来越困难。
只要患者能够救治成功，医生在操作上的这些困难、身体上的疲劳都不算什么。但救治过程中，也会有遗憾，那才是真的非常难受。
2月13日，一位面罩吸氧的重症患者氧饱和突然下降，护士紧急通知麻醉师来插管。当麻醉师魏礼群在床边做插管前准备时，病人呼吸心跳骤停。立刻进行抢救后还是失败了。
魏医生非常难过，辗转床边，不肯离开。清洁区医生通过显示屏发现情况不对，赶紧通知其他医生把他拉出病房。
“紧张的心情一点点消失了”
刚到武汉时，医疗队全队上下都非常紧张，因为不知道暴露到什么程度会被感染？所以，有的队员在进舱前，用胶带把防护服和口罩、护目镜之间的缝隙缠得密不透风，甚至口罩外面都要贴上一层。结果造成进舱后很快就喘不上气，甚至发生恶心、呕吐、晕厥等情况。
为了避免感染，每个队员都把自己的房间分成了污染区、缓冲区和清洁区。每个人的门口都有一个盒子，下班回来，衣服、裤子和鞋全部都脱在门口，进门就洗澡。
后来，随着救治率提升，疫情过了拐点，同时也迎来了春暖花开，大家的心情也逐渐放松，出门跑步和锻炼的人多了起来，大家建立了跑步群、瑜伽群等，紧张的心情就一点点消失了。
在3月底，结束武汉之行的前一周，重庆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因为工作地点变更，搬来跟我们住到了同一家酒店。重医跟复旦上医有很深的渊源，60多年前，正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抽调部分力量建设了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疫情期间，两家有着历史渊源的医护人员聚在一起，共同抗疫。
两支医疗队均出色完成了医疗任务，先后于3月29日、3月31日撤离武汉。3月28日，两队在酒店门口的广场拍摄集体照，即兴进行了简短而热烈的互动。
今朝得凯旋，再续白衣辉
临别之际最大的感受，我觉得武汉人民很了不起。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严格按照要求，在家中自我隔离。我接触了一些武汉人，包括医生护士、酒店工作人员，我没看到和听到他们有丝毫的抱怨，大家都在默默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所有人都在感谢援鄂的医护队员。
我觉得湖北和武汉人民是奉献者，他们为我们国家如此迅速地控制疫情，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目前最大的心愿当然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早日完全控制。通过此次疫情的难忘经历，给自己增添了医生的神圣感和使命感，解除隔离后最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最后，我想以一首诗献给来自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5万多名白衣勇士。
送庚子年援鄂战友
出生入楚地，未盼全身归。
山河同甘苦，荆汉众志诚。
吾辈舍生死，冠毒唯退微。
今朝得凯旋，再续白衣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