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回乡记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记者回乡记”是《中国经济周刊》多年来的保留专题，专题文章为记者春节放假期间回到家乡后的所见所闻，是记者从媒体人的角度发现家乡的变迁与发展的记录。

    10位记者、10个回乡故事。今年的故事里，有从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回到东北、浙江等二三线城市创业、就业、购房的年轻人，有返乡后惊叹国内“新四大发明”的海外留学生，有参加“北漂”老乡相亲会的年轻人，还有用镜头记录故乡14年巨变的专业影像拍摄者。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记者回乡记”，既从微观层面反映和呈现了中国的新时代、新气象，同时也多角度展现了中国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

    江苏

    乡村别墅里的幸福生活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照普 | 江苏报道

    记者春节回到家乡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发现这个地处苏北的曾经的经济薄弱县正通过创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调整村庄布局实现村民集中居住，实现土地集约规模经营，上万名从事家庭农耕的村民变身职业农民，不少人住上了农村别墅。

    土地入股，农民成为“职业农民”  

    记者了解到，农村土地入股先在睢宁双沟镇进行试点，取得成效后再进行全县推广。

    双沟镇是睢宁下辖的经济强镇，目前共有20个行政村、5.8万人，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城镇化步伐正快速推进，该镇农村人口越来越向镇区集中，3年多来，镇上相继建成幸福里小区、官路小区等，一共安置9个村4900户农民，约有两万人。

    双沟镇党委副书记沈凯介绍，双沟镇大量人口不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已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村民集中居住和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制约因素，农民流转土地的愿望非常普遍而且强烈。镇里因此顺势而为，在全镇范围内大力发展以镇农业公司托管服务为引领、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纽带、集体农场为主体的土地规模经营，形成了“双沟模式”。那么，“双沟模式”的运作机制如何？

    沈凯告诉记者，在镇级层面，成立了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办公室，负责全镇农业规模经营的组织协调，镇财政出资2000万元注册成立了秋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秋歌农业”），负责镇域产业规划，与全镇的农机和种植等专业合作社签订协作协议，根据村需求和托管合同提供农资供应、农技、植保、烘干、仓储、销售统一服务，产品收获或销售时进行结算。秋歌农业还在全镇范围内按1万亩服务半径设立3个区域服务中心，分别建起了农机机库、烘干仓储和物流设施。

    在村级层面，按照“合作社建在党支部”的思路，村党支部成员发起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并经依法选举担任合作社的有关职务。各个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村民入股的土地实行内股外租，村集体农场直接经营800～1000亩，余下部分经过整治后租赁给了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完全按照专业合作社管理，收益根据村集体和成员入股的资金或农机比例来分配。

    在收益分配方面，秋歌农业在经营方面自负盈亏，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折旧费等，其余盈利用于公司工作人员的考核奖励，给村民分红和增加公司积累。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保证每个农户每亩每年的承包土地保底收益为800元，农田整治后的新增耕地收益归村集体和入股农户按照51：49进行分红，村集体农场的经营收益归集体所有，村民也依股份享有股东分红收益。

    睢宁县委办主任艾丹告诉记者，双沟镇的做法，既增加了镇村集体和入股村民的收入，也解决了分散个体农户面临的经营风险。

    记者了解到，睢宁县委书记贾兴民此前长期在土地管理系统工作，是农村土地管理方面的“专家能手”。双沟镇的试点取得成功后在县级层面进行推广，并构建出覆盖睢宁全县的“11841”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即全县以1个县农业公司为龙头、18个镇全部组建农业服务企业、400个以农业为主体的村成立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带动培育了1万名新型职业农民。

    贾兴民说，两年时间，按照“双沟模式”运作，睢宁县实现土地流转68.18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58万亩，睢宁还将继续推进80万亩土地流转的目标。

    “双沟模式”下农民收益怎么样？  

    睢宁县“双沟模式”的实践效果到底如何？农民收入增加了多少？ 

    沈凯介绍，目前双沟镇以村为单位共成立了25个土地股份合作社、25个农机专业合作社，入股土地5.6万亩，其中集体农场经营3.12万亩，购置和入股农机250台套。

    据记者了解，“双沟模式”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首先，农民以承包地入股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每亩每年有旱涝保收的800元流转收益。此外，土地入股村集体后，经过集体农场运营获得的收入村民还有分红，2016年村民每亩获得分红收入56.3元。同时，村民还可以外出打工或到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打工，获得务工收入。

    该镇村民杨恩会告诉记者，他家共有10余亩承包地，去年将家里一半土地流转到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自己到合作社打工，除土地租金外，每个月还能获得2400多元的务工收入，他正打算将剩余的承包地全部流转到村里。

    据当地家庭农场负责人介绍，双沟镇每个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农机合作社的常态用工人数在10人以上，人均年工资在2万元以上。合作社每年还要用到2000个左右的临时工日，每个临时工的日均工资在80元以上，常年在合作社打零工的年均收入可达6000元。记者走访数个农户，均称家庭年均增收在1万元以上，镇村还对零散经营的特困户和低收入户实行全免费和机械免费服务，优先让其进社务工，在进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带动了扶贫工作。

    双沟镇的村集体经济也得以壮大。据统计，2016年双沟镇25个村的集体农场实现销售收入1763.99万元、盈利359.27万元；秋歌农业2016年也实现盈利50余万元，服务实力进一步增强。

    双沟镇过去是“田散地瘦成本高，缺人少技收益低”，通过实施土地规模经营，农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变小了，全镇的经济作物一年扩大6000余亩，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双沟镇官路村种植合作社的鲜食玉米试验田为例，去年3月中旬，他们开始了200亩的鲜食玉米种植，7月份完成收割，主要销往超市、酒店和机关事业单位食堂，每亩收入4000元，总收入80万元，经营总利润为60.4万元，亩均利润为3020元，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农民告别旧瓦屋住上别墅

    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改善。睢宁县已启动了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先期示范建设的高党社区引人注目。该社区位于该县姚集镇高党村，一栋栋整齐有序的联排别墅矗立在公路边，道路管网配套齐全，同时还建起了卫生室、商超、幼儿园、村史馆等。

    春节期间，记者来到了这片白墙黛瓦的别墅群落，这是睢宁县两年来集中建设的72个新型农村居住社区中的一个，被住建部评为“国家美丽乡村示范村”。从睢宁县城出发，沿着徐淮盐高速和251省道，进入宽阔崭新的新修324省道和村里柏油路后，只用一二十分钟便可来到高党社区。

    记者来到村民宋之昌家中，跟村里其他人家一样，他住的是排房，跟城里的“联排别墅”一个式样，楼上楼下一共144平方米，墙上挂着60英寸的彩电，家中厨房用的也是干净清洁的煤气灶。

    还没开始聊天，宋之昌就笑得合不拢嘴，他告诉记者，“我1963年挨饿跑到洛阳要饭，一直到春节才回家，过了55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做梦也想不到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过上城里人也羡慕的幸福生活。”

    他说，在高党村生活数十年，一切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通过分田到户终于能吃上饱饭，但生活依然很穷，“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那时的高党村连一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一下雨脚陷进泥地里拔都拔不出来。有一次，他看见一对老年夫妇，在下雨后的泥地里走不动了，干脆把鞋子脱下来，用鞋带系在一起，搭在肩上，赤着脚走，边走边埋怨。

    宋之昌觉得，最近两三年，睢宁农村的变化就像是在“变戏法”，以前是“有女莫嫁高党村、有儿莫娶高党女”，现在是争抢着要把女儿嫁过来。以前高党村的村民穷，怕过年，“过年如过关”， 现在高党村村民是“天天过年”“天天过节”。

    统计资料显示，两年时间里，睢宁集中建设了72个新型农村居住社区，置换的宅基地复垦新增耕地2.8万亩。集中居住还给群众带来了产权收益，原来农家院三间房一个院，占地1.3亩左右，如今集中居住只需要0.3亩，每户老宅基地可平均多出一亩地的复垦农田，目前该县72个集中区，每个集中居住区平均可新增耕地500～1000亩。

    贾兴民说，“十三五”期间集中居住区数量将会超过100个，加上改造50个旧村落，可以实现新增耕地10万亩，全县一半的农村将会实现就地“城镇化”安居，届时，睢宁县整个农村面貌将会焕然一新，农业将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将会成为体面的职业。

    安徽

    安徽一个县城乡村振兴的微观察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徐豪 | 安徽报道

    汽车行驶在县道上，窗外掠过一幅幅墙体广告，“坚决打击‘村霸’恶势力”“治理农村赌博违法犯罪”的标语映入眼帘，让人不禁莞尔：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对政策的反应越来越灵敏了。

    凤台县是安徽淮南市的下辖县，以煤电为支柱产业，是全国深井采煤第一大县，也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我已经几年没有在老家过春节，这次仔细琢磨老家的乡村发展，感觉是既陌生又熟悉。

    农村小轿车增多成“幸福的烦恼”

    春节期间，因为走亲访友，经过几次集镇，都遭遇了堵车。“现在家里小轿车都成灾了！”一次堵了半个小时后，我听到这样的抱怨。

    记得小时候，摩托车都是稀罕物件，后来摩托车渐渐被淘汰，兴起了电动自行车，如今汽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不过，虽然年轻人喜欢开车，但他们的长辈对此有不少抱怨，“几步路，动不动就开车，一年不说油费，光保养费就上万，浪费钱！”

    堵车的时候，我观察那些车牌号，大部分是本地车牌号，还有不少是上海、江苏、浙江的，他们在外务工、办厂，春节回家过年。

    车牌号反映出的是人力资源的流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乡年轻人开始外出务工，上海、江苏、浙江成为首选，因为民营企业发达，可以提供的岗位多，这渐渐成为“传统”。

    也因为人力的流动，让农村劳动力资源显得有些不足。皖北淮河流域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一年两季。最早一批外出务工的人大多数已经在城市居住，土地由他们的父母打理。但随着年龄增长，老一辈开始干不动沉重的农活。而更年轻的一代，则不愿意务农。

    “怎么搞？总不能撂荒！”在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开动拖拉机种植、收割、搬运粮食是很常见的事，但等到他们都干不动了，土地怎么办？

    过完春节，那些“沪”“苏”“浙”号牌的车开走以后，乡镇的道路或许会一下子沉寂很多。

    返乡创业的喜与忧

    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也让各级干部很着急。近些年来，从市里到县里，再到乡里，都在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这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比如，新闻报道说，凤台县去年吸引3500余名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并带动就业2000余人。县委、县政府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公企业、三产服务业，还出台了多个文件，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支持。

    但是，也有不少在外省办厂的企业家不愿意回来。一位多次被村干部 “做工作”的企业家跟我说，并不是自己不爱家乡，而是“回来没法发展”。

    他跟我介绍说，现在县里的政策的确很优惠，通过多种方式发展乡镇产业集聚区和农业园区，放宽经营范围，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还开辟“绿色通道”，的确为返乡创业提供了便利的服务。但是，他也担忧，企业的发展更要依托市场、依托人才，“我如果回来办厂，一没有市场，二没有技工，很难维持下去。”

    这位企业家还说了另一层担忧，他现在所在的外省办厂地区，正因环保压力，“驱赶”高污染产业，这些企业当初也是政府招商引进来的。

    现在政府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公企业、三产服务业，给了很多优惠，以后政策会不会变？“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没有了资金、土地的支持，要做下去很难。”

    农业产业化急需“牵头人”

    淮河流域的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蔬菜大棚发展也有一定的历史，凤台县多个乡镇有千亩蔬菜种植大棚。

    不过，这个“千亩”不是真的连成片的千亩，多是一家一户式的种植。对于瓜果蔬菜种植来说，这样的家庭作坊以前是比较合适的，生产季除了有人来收购，还可以拉到集镇上售卖，基本能保证产销。

    但如今，乡镇发展越来越快，各种供需渠道也越来越多，周围人们对本地生产的需求就有所降低，种植户们更需要“外销”。一些村庄交通不便，有些离县道有十几公里，虽然村村通水泥路，但这个距离也成为销售的短板，“而且小规模种植，人家不愿意来收购。”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的短缺，农业进行大型机械化耕作、产业化聚集，已经成为趋势。不少省份的地方都进行了土地流转、开展了家庭农场，进行了农业产业化。凤台县近年来也明确了粮食、蔬菜、食用菌、苗木、花卉等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一些村镇也在运用土地出租、转让、代耕代种、托管等多种形式实施土地流转，让土地向大户、向生产要素和优势产业集中。我家里就有亲戚，把部分土地转给了果蔬种植户。

    但一些农村进展还是比较缓慢，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已经日现短板。“联合收割机下到地里，没法掉头，不然就轧到别人家地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分配将每个区域分成很多块，承包给不同的家庭。

    皖北地区基本上都是平原，如果能够流转土地、连片发展农场，不仅可以保证粮食生产进行农业产业化，还可以运用机械化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农民们也很期盼，“但谁来牵头干呢？”

    如何阻止环境污染向农村蔓延

    因为“煤多”，煤炭“黄金十年”期间，凤台县跻身安徽省经济十强县。煤炭资源探明储量达120亿吨，可开采储量达100亿吨，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凤台县境内先后兴建了张集、顾桥、顾北、丁集、国投一矿、国投三矿等生产矿井，不少都是特大型矿井。

    从整个淮南市来看，这座因煤出名的城市煤炭探明储量153亿吨，是全国13个亿吨级煤炭基地之一、全国六大煤电基地之一。过去，长三角地区每用4吨煤，就有1吨来自淮南；上海每用6度电，就有1度来自淮南。

    但和其他资源型城市一样，整个淮南地区一方面面临资源日趋枯竭和环境问题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长期不平衡发展后的转型困难。

    因为采煤，家乡的沉陷区多，大量的农田和基础设施毁坏，征地、拆迁问题也被较多关注，环保问题也尤为严重。小时候一说到污染，想到的是淮河，现在污染已经成为普遍问题。

    前两年，我从小长大的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净水器。因为经过检测，地下水已经不符合饮用标准。而小时候，河里的水清澈见底，鱼虾成群，如今已经很难见到了。空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亲戚朋友都跟我开玩笑说，“这雾霾跟北京一样正宗吧？”

    在不少家乡人看来，虽然县内有不少大型煤矿和电厂，但它们都是央企、省企，凤台从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要承担环境污染代价。

    这几年，关于农作物秸秆禁止焚烧的规定执行越来越严，淮河流域是秸秆焚烧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一位村干部跟我说，每到农忙季，几天几夜都不能睡觉，在田地里到处巡逻，防止有人焚烧秸秆。“只要一冒烟，那事情就大了。”

    不仅是秸秆焚烧，煤矿、电厂的固体废物排放，煤矸石、粉煤灰处置，甚至化肥农药的使用，都是引发环保问题的隐患。

    新环保法正式实施以后，“环保风暴”让各级干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发展了。”

    江苏

    上海

    张表弟的“双城”创业故事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宋杰 | 江苏、上海报道

    春节回苏州老家，张涵表弟告诉我，今年5月他要结婚了，苏州的新房也快装修完毕。我纳闷，张表弟创立了10年的海岸线动画公司当初是从苏州“出走”到上海的，难道要为了爱情回苏州发展？原来，张表弟及合作伙伴有意在苏州布局新的业务，这些年一直来往于“双城”之间生活，现在想打通“双城”之间的工作。

    张表弟从2008年在租金只有2000元的苏州东港二村与合作伙伴两个人开始创业，到后来根据投资人的要求从苏州搬到上海发展，目前已经经历了3轮投资，员工已逾百人。

    创业历程

    张表弟是动画技术出身，最早在游戏公司上班，但一直对动画情有独钟。2008年，张表弟接了个动画外包项目，与另一个伙伴一起做了一年，除去买设备、软件、教程的投资，大约赚了不到10万元。

    当时国外新的动画教材全部都是原版英语而且不带字幕，张表弟为了自学动画技能还苦练英语。他曾打趣地说，那自学的两年里提高最快的其实是英语水平。“当时的心比较‘大’， 想做画面类似于《最终幻想》的动画，这是那个年代的标杆。”张表弟告诉我。

    此后张表弟在苏州东港二村租了一室，与伙伴正式开始创业。2011年，做了第一部3D动画短片《图坦的纹章》，工作室从3个人变成了6个人，并且靠着技术实力拿到了心动网络的天使投资1000万元，开始制作国内第一部面向青少年的科幻机甲动画《纳米核心》。

    2012年年初的《纳米核心》做了3集，通过众筹活动测试市场反应，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众筹额就突破了70万元，成为国内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动画众筹案例，团队的士气也受到鼓舞。

    2015年获得上海联创永宣、游族网络与深圳联创好玩创业公司共同投资的2400万元A轮融资后，海岸线动画又继续制作了《纳米核心》第一季剩余集数和第二季的全部动画，与之相关的周边延伸品以及手游也在同时研发中。

    变现是关键

    不过，拥有了成熟IP却并未给公司带来丰硕利润。席间，张表弟向我叹苦经：动画行业变现都存在问题，目前成功案例也很少，就算有也很难复制。

    在业内人士看来，动画IP的变现要根据市场的真实需求。而在IP改编过程中除了最重要的产品与内容，还要在营销层面想办法，将原著粉丝嫁接到新的作品上，并以原著粉丝为核心形成辐射——IP变现产品需用心打磨。在变现过程中，尤其在IP火爆之后，各方人士都对这块蛋糕虎视眈眈，因为利益引发的纠纷、侵权现象并不少见。

    张表弟表示，他们这种靠纯原创技术起家的动画公司想要盈利，打法恐怕要改变，这也是2018年他们正在考虑的问题。“前些年市场对文创较为关注，而如今，内容创业已经没那么容易，文创的投资冷下来了，投机者少了。比如有的投资人说，你们手握一个成熟IP就该好好运用开拓周边市场，还有的投资人则认为我们产品线单一，风险太大。”张表弟说。

    我此前听阿姨说，张表弟每周末都会回苏州的家，有时回家加班到深夜，深入思考的时候，“经常会傻坐老半天”。

    “压力确实很大，有的时候陷在一个情绪里，坐到出神。和刚创业那会儿不同，我现在除了需要盯剧本和质量，还要思考更多未来发展战略的问题。”张表弟对我说。

    “苏州的生活成本、创业成本比上海低，我们眼下也在跟苏州的园区和学校接触，能不能在这里开出自己的分公司。前面10年我们都在做技术，公司一直在亏损，今年应该是最关键的一年。目前 《纳米核心》也确实在手游这块有着自己的天然优势。心动网络和游族网络等手游大厂的资本注入更是成为 《纳米核心》在手游界的强大资源后盾。我们也与触乐、腾讯等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准备在手游市场打开自己的一片天地。 ”张表弟说。

    海南

    河南

    海归回乡记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侯隽 |海南、河南报道

    悉尼、三亚、郑州，15天携家带口从期待春节假期，到赶春运，再到准备年货、吃年夜饭、和家人分享一年的收获，最后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戊戌狗年的春节让海归Tim感慨万千。

    由衷佩服“新四大发明”

    已经3年没回国过年的Tim在去年“十一”时决定2018年春节要回国。这一次，父母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去澳大利亚悉尼和他们一起过春节了，理由很简单：在三亚过年不仅气候和悉尼一样暖和，而且生活更加舒适。

    于是，Tim决定赶一回去海南过年的时尚。

    早在回国前，Tim就听说国内不少地方都可以使用手机支付，他和妻子每人都在手机里“充”了2000元以备需要。但现实还是让他吃惊：从飞机落地开始，他的钱包就没派上用场，几乎是一部手机搞定一切。无论是骑共享单车、租车、乘公交车，还是出门购物，甚至妻子买水果时，在水果摊旁都随处可见二维码，他们甚至被“劝”尽量使用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因为商贩认为找零不方便。

    春节给老人和亲戚们红包时，Tim发现前几年最令他感到“有面子”的外币今年完全不出风头，大家都习惯了直接用手机发红包。

    Tim感叹，“中国的移动支付至少领先澳洲三年。之前网上说当今中国有新四大发明：高铁、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这一次回国全部体验，由衷佩服。”

    春节的仪式感少了

    一方面感叹科技改变生活，另一方面过节方式的变化让Tim很不适应。

    首先是人多。Tim这次来海南发现所有景区都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人们基本都是靠后面人呼出的热腾腾的二氧化碳推着往前走。很多儿童干脆“骑”在大人肩上，人群自觉纵向分层，地面上站的都是成年人，“感觉只有小时候看灯展才这样。” 

    其次是物价贵。“这次回国的成本真高。”Tim算了一笔账，全家五口春节在三亚的5天，不包括住宿，人均消费超过6000元， 比去境外的普吉岛 、巴厘岛都要贵。

    “这5天就是到处看景点、购物和吃饭，感觉不到多少年味儿，春节变得越来越‘格式化’。仪式感的东西少了，仿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动动手指解决，这让人非常怀念那种围炉夜话、守岁祈福的岁月。”Tim说。

    “兄弟还是回来吧！”

    Tim觉得他做得最正确的决定是大年初三从三亚飞回自己的家乡郑州过年。

    5年前，学互联网的他曾在家乡待了8个月，当时他希望在这个距离北京725.3公里的省会城市寻找机会，他认为拥有广阔市场空间、巨大人口基数和旺盛消费欲望的农业大省一定会进入移动互联网的世界。

    但是，经过不成功的创业，他还是选择离开，而当初和他一起回来的两个小伙伴儿则选择留下。

    5年过去了，这两位同伴一个搞起了物流公司，一个在继续做VR产业，一个已经走上轨道，一个还在坚持。

    “Tim当年说得没错，我们当初对公司的设计出了问题，Tim离开后我坚持了一年，把国外打工攒下的50万元全部赔完，我当时孤注一掷还想抵押房子，我爸妈当时气疯了，说我会作死。”做物流的Jason回忆说。

    他一度心灰意冷，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一个月，还是不甘心。

    “物流还是很有前途，郑州即将变成国家第一个米字形高铁枢纽。元旦前郑州刚刚拿到跨境贸易示范城市，而且郑州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航空港实验区。”Jason认为，越来越多的核心经济优势正在使河南互联网经济的活力不断提高，比5年前好了很多。

    同样，还在苦苦坚持的Mike虽然不断“吐槽”河南跟风明显、创业氛围浮躁、融资困难，但他也承认郑州有着特别的创业优势，那就是“低成本试错”。

    “我们都知道河南实际上并不缺钱，但这些钱基本都在传统企业老板手里。他们知识结构老化，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让传统企业看不明白，导致他们投资谨慎。但市场的缺口非常大，这里不会有明星企业‘猝死’，创业者们也没有倒贴钱搞烧钱大战，反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只要真正找准自己的位置还是有得做，所以兄弟还是回来吧！”Mike对Tim说。

    面对两位热情的同学，回到家乡的一周让Tim感到乡音无改、故人犹在，但是他没有对老同学说他已经不做互联网行业了，转行当了会计。

    “这次回国看到这么多变化，令我非常感慨，35岁的我没有了30岁时的血气方刚，也许今后还是会纠结回来还是继续待在国外，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幸好还有春节，让人感受到这一切！明年我还会回来！”Tim如是说。 

    河北

    回到燕郊的房产经纪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巍｜河北报道

    2月23日是农历正月初八，大多数人结束春节长假，开始上班。

    住在与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临街的个别商铺门前，地上还散落着红纸屑，许多房地产中介的门店依然大门紧闭，年前关门停业，尚未开张。

    春节后回到燕郊的只有他

    在小区潮白人家附近，房产经纪人小章坐在自家店铺外玩手机，店里没有顾客，也没有其他工作人员。他很少抬头看路过的行人，也没有行人停步向他咨询。

    二十出头的小章是辽宁人，中专毕业后曾在老家短暂打工，后来跟着朋友来到燕郊，在一家知名房地产中介公司上班。

    小章说，“我来燕郊的时候是2016年下半年，正值楼市黄金期。培训都嫌浪费时间，直接就跟着师傅上岗，边干边学，很容易上手。钱来得快，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月顶我在老家干一年。就想花钱，但没时间消费。”他告诉记者，来燕郊之前还想着去北京各大景点玩一圈，但真正实现愿望是过了将近一年之后，尽管北京就在潮白河对面，“有点时间也就是躺床上休息，太累了。”

    “那时候根本没想过房价会跌。之前没离开过东北，来到燕郊后，还以为除了东北，遍地都是黄金，对未来充满信心。头一年春节回老家很有面子，挣的钱比那些上过大学、在北京沈阳上班的白领多多了，他们租房压力都很大。”小章说。

    “到去年3、4月份的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行情的变化，大家都在讨论调控政策。以前是把精力集中在卖方身上，劝卖方上调价格，他们也高兴；买方自动找上门来，不用我们费劲。3、4月份的时候，价格已经到高点了，但在买方身上要费些劲了，干活要自觉主动起来。”此后，小章的工作越来越轻松，店长也不像之前那样催促他，“只说业绩要做上去，但真正交办的活越来越少，自己千方百计找活干。”

    去年下半年，小章所在的门店被撤并，他跳槽去了另一家中介公司，但业绩没有任何起色。“绝对的入不敷出，但吃以前的老本，也还算滋润。”小章说，他后悔当初干活还不够努力，“那时候肯定事半功倍”。

    他也后悔当初自己没有炒房，“其实是有些门路的”。但他也庆幸，“那时开始炒房可能也晚了，万一不小心，现在可能也被套住了”。据他了解，现在在燕郊被房子套住的人，房产经纪人也占有一定比例。

    小章介绍说，“调控政策明晰后，网上说‘燕郊房价腰斩’并不过分。”对于像小章这样的经纪人而言，房价下降还不是最头疼的。“只要有成交量，我们从中提成的收入也还可观，我从不要求暴利。”但2017年下半年，房价与成交量双双下跌。在小章看来，这种现象可能说明之前的房价上涨与炒房的关系很大。

    当初和小章一起来到燕郊做房产经纪人的老乡，年前大多已经离开。剩下的少数，春节过后又回到燕郊的，目前只有小章一人。他表示，只要调控政策不松，短期内他看不到燕郊楼市回暖的希望，“或许过去透支得太多了”。他已经想好离开，但还不知道去哪里，这次回燕郊算是一个过渡。

    小章说：“种地比在工厂打工累，工厂比做经纪人累。”他认为，从全国范围看，房价不会大涨大落，从事房产经纪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希望多挣钱，但不奢望暴利。”他打算转战其他二三线城市，“那些市场健康的地方，房产经纪人可以保持稳定收入。我们是经历过‘黄金时代’锻炼的人，我们的能力和素质相对更高。”

    “燕郊不是‘睡城’”

    在潮白人家小区的另一侧，和小章的情况类似，小蒋也是一家中介门店里唯一的工作人员。但与小章不同，他看好燕郊楼市，并决心留在燕郊。

    小蒋在燕郊有4处房产，并且已经在这里结婚安家。他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在燕郊从事房地产经纪人已经8年，这次春节回家后，把父母也接到了燕郊。“我已经是燕郊人了。”他说。

    一年前，小蒋的新年愿望是开办一家自己的房地产经纪公司，但随着楼市遇冷，他的计划暂时搁置了。

    “房价下跌是一个看得见的事实，两成、三成都有，但一些人炒作‘燕郊房价腰斩’，不符合整体状况。”对于房价大跌的消息，小蒋显出些不满，他似乎很明白人们“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他补充说， “不能用个别现象代替整体。有些房主急着用钱，降价六成也可能，但这只是某一套房子，对吧？”

    小蒋也不满媒体将燕郊描述成“睡城”，“就算是白天，燕郊也比北京一些郊区热闹，比河北大多数县城热闹。这里是有一部分人在北京上班，但在本地就业的人也不少，一些家庭可能是老公在北京工作，老婆在当地就业。这里的超市、商场、饭店，各种消费场所的密度不比其他地方低，里面的客流量很大，外面的车流量也很大。东贸国际服装城现在承接了大量动批、大红门疏解过来的商户，还有很多从北京疏解的城市功能将扎根这里。”

    在小蒋看来，房地产是促进燕郊经济发展最大的功臣，“比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功劳大多了”。“有了人气，就会自发地形成市场，尤其是那些在北京上班的人，消费能力很高，一下就把经济激活了，甚至不需要政府去引导。”他认为，真正需要政府引导的，是一些配套的公共服务，比如医院、学校，“其实大家有钱送孩子上学，也有钱看病，但如果没有学校和医院，那有钱也花不出去。只要将这些配套完善起来，就业靠市场就已经解决了。大家在燕郊安居乐业，怎么会是‘睡城’呢？”

    “更重要的是通州的建设。现在很多人在北京市区上班，住在燕郊是不方便。将来过了潮白河就在通州上班，比住在北京市区可能还方便。”小蒋说。

    小蒋并不隐瞒自己从上一轮房价上涨中获益，他试图说服别人，“目前到了抄底的最好时机，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在他看来，唯一的问题是调控政策，有钱买房的没有资质，有资质的本地人大多买不起或不需要买房。

    未来调控政策是紧是松？小蒋将砝码放在松的一侧。这也是他的愿望，毕竟他已经结婚了，手头有4套房，还把父母接到了燕郊，但目前他是中介门店里唯一的工作人员。

    （文中图片均由本刊记者胡巍摄于2017年4月）

    北京

    东北

    四川

    回乡置业的年轻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 | 北京报道

    在要“辟谷50年才能买套房”的北上广深，很多年轻人的买房梦想渐行渐远。尤其是随着一线大城市限购、贷款政策的收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回乡置业的“曲线救国”路线，“漂一族”终究还是需要一张房产证。

    北京的钱 故乡的房

    走下春节返家的火车，北京中关村的码农Hugh变回了东北小城里的虎子。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身边多了个重庆姑娘，虎子结婚了，第一次携妻回老家。“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买房呀？什么时候要孩子呀？”亲戚们的关心纷至沓来。

    买房已经是现在虎子人生任务清单的TOP 1。虽然虎子是个年薪30万元的高级码农，但他是单亲，家里没有太多积蓄，北京现在的房价对于虎子来说遥不可及。

    “我们打算在老家买房。”虎子说这是他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定，妻子也很支持。他们先后考虑过在北京买一套远郊区的小房子、在北京周边的河北买房、到老家省会城市买房等多个计划，最终决定选择“回乡置业、北京租房”的方案。

    虎子说，其他方案他们都要背上沉重的贷款，生活质量也会严重下降，而且意味着他和妻子都要拼命工作几年。即使有机会，他也不能离开大公司去创业公司搏一把，妻子也不能马上生孩子，更不要说要二胎了。

    而在老家小城市，一套温泉入户、物业一流的三层河景别墅，需要150多万，这对于虎子来说压力并不大。“一方面可以改善母亲的居住条件，别墅环境好，等有了孩子也可以送回来；另一方面，我们在北京可以在公司附近租房子，不用上下班太奔波。”他说。

    “老家没有雾霾和堵车。现在高铁很方便，回家就四五个小时，我如果住在良乡，去趟望京也要四五个小时。以我们在北京的收入，可以过几年再买一套商铺，养老就够了。”虎子说。

    虎子选择的别墅区住的几乎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这一片的房价都是这种在外地做生意和工作的人带起来的，大部分都是给父母或者妻儿买的，以本地人的收入根本买不起。”房产中介说。东北小城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在政府部门和国企上班，工作稳定无忧但收入并不高。这两年，当地一些人开始抱怨，带着“北京钱”回来的人，炒高了小城的房价，好房子离自己越来越远。

    “我打算积累几年就去创业公司或者自己找个项目拼一次，如果运气好就财务自由了，就能在北京扎根；如果没那个运气，回老家也能衣食无忧，好好享受生活。”虎子说。

    回乡置业成热潮 “新一线城市”爆发巨大发展潜力

    “我是2016年10月花80万给父母在成都买了一套两居室，去年年底，有中介问我150万卖不卖。一年多，差不多翻倍了。”王令和记者聊起自己的“英明决策”，显得非常兴奋和自豪，“早知道就不全款买了，应该贷款买两套，那时候不限购，也能贷款。”他说。

    王令的老家在成都附近的一座小县城，自己和妻子在北京打拼多年，也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现在手里有点儿积蓄，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投资途径，想来想去还是得买房子。不过，北京的房子我们是买不起了，所以就想在成都买一套。”他说。

    王令坦言，之所以选择成都，一方面是因为离老家很近，父母住过去也能适应，即使父母不愿意住，租金收益也很不错；另一方面，他觉得成都发展得越来越好，城市环境和配套设施与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大城市比一点儿都不差，但是房价却便宜太多了，未来一定会涨。

    北上广深的房价暴涨无外乎是大量人口涌入带来的刚需，类似的情况正在越来越多像成都这样的“新一线城市”发生。

    根据《2017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显示，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15个城市。

    根据安居客发布的《2017—2018返乡置业报告》显示，受访人群中有返乡置业意愿的人占比高达59%，多重因素正在推动返乡置业大潮。从客观因素来看，首先，全国城市发展渐趋平衡，在一线城市人口容量、就业机会趋于饱和的状况下，新一线城市爆发出巨大发展潜力。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新一线城市经济发展迅猛，很多城市GDP增速在8%左右，重庆更是超过1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技术进步和设施完善加速国内交通网络的发展，特别是未来将逐步推进“八纵八横”主通道建设，让高铁覆盖全国80%以上的大城市。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拉近了“漂一族”与家的距离，使得返乡置业变得更加容易。

    第三，相比大城市较高落户条件和限购条件，新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积极推出人才政策、购房补贴等诸多福利，吸引优秀人才返乡安家。

    除了能够以更低成本解决住房问题，新一线城市的高速发展还为返乡置业的人群提供更多高薪就业机会。58集团招聘数据研究院显示，新一线城市高薪热招职业主要集中在高级管理、金融证券、投资理财、运动健身、法律、翻译等类别，有了在大城市工作的经验积累，“漂一族”返乡后也能很好地延续职业状态。2017年北上广深白领平均月工资在6800到7500元之间不等，而新一线城市中的杭州、苏州、东莞、成都、重庆、郑州、武汉、南京等地的白领平均月工资也达到了5500元到6700元不等。

    家乡会否也上演“北京房价故事”？

    “春节期间一天都没有休息，因为看房的人太多了，都是在外地工作回家过年的。”浙江绍兴一处楼盘的售楼员林妮说。林妮销售的楼盘其实一年前就封顶了，“去年其实还不太好卖，今年看房的人突然多起来了。”她说。

    实际上，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库存房”都是被返乡置业的人消化的，当地人的购买力比较有限。由于高房价和限购等原因，一二线城市的购房者被挤压到了三四线城市。也正因如此，也导致了二手房与新房间的巨大差价，二手房并不受投资客的喜爱，而且可以运用杠杆的比例很小。

    返乡置业者到底是不是投资客，无论虎子还是王令，自己也说不清。返乡置业都是半刚需、半投资，为自己留条后路的同时，也想赌一把房价。他们都曾看过北上广深的房价如何上涨，都曾体会过北上广深那种惊人的财富故事就在身边上演。于是，他们都希望手握旧船票，寻找新码头，家乡会否上演“北京房价故事”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在过去的一年中，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下，已经稳中回落。而三四线城市却面临着去库存和抑过热并行双重压力，看似矛盾却又难以分割。

    “成都的朋友亲戚谈起房价时的想法甚至语气，都和自己在10年前的北京经历一模一样。”王令说，“后悔没有买，后悔买少了，都想着趁着不限购、能贷款，赶紧买。但是同时又担心万一调控了，房价跌下来，一辈子的积蓄没有了，又找不到接盘侠。”

    和王令一样的许多返乡置业者一直等着北京房价崩盘，但又在期待老家房价翻番。当然，最幸福的结局就是两个故事都能成真，然后卖掉老家的房子买套北京的房子……

    河南

    农村剩男怎么办？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贾国强 |河南报道

    农村剩男，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多指到了适婚年龄仍还单身的男青年。目前这个群体大概有多少人，尚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

    春节期间，记者回到家乡，位于河南省鹿邑县的一个乡村，当地一些村民为村里大龄未婚男青年日益增多而忧愁。

    一些农村地区为何会出现剩男现象，有没有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农村大龄剩男现象显现

    在记者的老家，如果一名男青年选择初中毕业就弃学，多数会外出打工。过了18岁，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如果到了25岁还没有结婚，一般就会成了人们眼中的大龄未婚男青年。

    此次回家，父亲有些调侃地说：“村中有位老人数了数，咱们这个不到500人的村子，还有十几个20岁以上的小伙子没有结婚，在这些人中，30岁的你，被列为第二大龄未婚男青年。”母亲也在一旁“帮腔”，“和你一般大的那谁，现在都已经3个孩子了，大孩子都快小学毕业了。”

    父母的焦虑，缘于家乡的男青年找对象越来越难，有些人或许注定独身一辈子。

    附近一些村庄也存在着大龄未婚男青年日益增多现象。有细心观察的村民告诉记者，“现在三五成群的小伙子遛马路很常见，三三两两的大姑娘逛大街很少见。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随着男青年结婚难问题凸显，老家的农村甚至出现个别的骗婚现象。一位村民对记者讲述说，“邻村的一位男青年相亲成功后交了七八万元彩礼钱，不过这名女子一直拖延结婚，最后以退男青年一半彩礼钱结束。男青年不懂法律知识，又没有直接证据，只能吃哑巴亏。”

    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研究创新团队撰写的《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2016）》显示，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大龄未婚人群的比例正在逐渐上升。在我国农村3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中，2011年未婚比例为2.6%，2013年为3.1%，2015年为3.4%，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性别来看，在这3次调查中，男性未婚比例始终保持在女性的4倍以上。男性未婚比例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分别为4.4%、5.0%和5.4%，而女性未婚比例同期分别为0.7%、1.1%和1.2%。

    谋生态度影响女青年择偶

    不少农村地区为何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剩男现象？业内人士认为，主要与农村出现性别失衡现象、大龄男青年家庭经济条件不高以及区域发展存在一定差距有密切关系。

    《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农村男女总体性别比达到110.4:100，这种性别失衡现象主要出现在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中。其中，出生在1990年后的少儿群体中，第一胎的性别比为117.4:100，而第二胎男女性别比为126.4:100，第三胎及以上的男女性别比为146.3:100。

    同时，男方的经济条件也是其能否摆脱单身的重要因素。据媒体报道，在山东、安徽等地农村，仍盛行“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的彩礼。所谓“一动”是指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一辆，“不动”是指在市区有一套房子；所谓“紫”“红”“绿”则是人民币的颜色，即1万张5元、1000张100元和若干张50元，算下来超过15万元。

    此外，区域发展差距也是一些地方出现剩男现象的原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孔德继熟悉农村问题并经常下乡调查，他告诉记者：“相比河南等地，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云南、贵州以及一些西北省份的农村剩男现象要严重一些。因为河南、山东等地的男子通常重视家庭文化和具有积极就业谋生态度，打工赚的钱多会交给配偶管理，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女青年有一定的吸引力。”

    治本之策在于缩小城乡差距

    针对日益突出的“农村剩男”问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副经理朱良玉认为，这不仅会造成买卖婚姻、性犯罪等问题，从长远来说，公共管理也可能面临重大考验。

    他认为，农村剩男的复杂性需要引起全社会关注，需要政府层面介入、解决。除了观念引导、加大监管、杜绝出生性别比失衡之外，治本之策在于缩小城乡差距。“是否可以在精准扶贫中把农村剩男列为重点扶贫对象，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谋生致富能力，方便他们早日成家？部分农村剩男有可能终身难娶，如何保障他们在医疗、养老、低保、救济等方面的权利？这些都是需要及早关注的难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口学者分析说：“看绝对数字，中国每个群体的数字都很大。目前一些数据显示，全国有上千万‘光棍’，数字挺吓人，其实也不可怕。我们需要将他们放在社会情境中去理解。他们分散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平均每个村里也就几个人。如果刻板化、抽象化，把他们当做3500万libido（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无法发泄的男人，这种可怕是想象出来的。”

    他还建议：“从国家层面看，目前农村低保户制度对老龄单身汉的照顾还是比较到位的；从社区层面看，对缺乏家庭支持的单身汉应给予支持，避免歧视等，这批人只能等待时间去消化。”

    山西

    “北漂”老乡相亲会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琦 |山西报道

    相亲，这是很多大龄单身青年都会遇到的情节。尤其是在春节期间，这样的情节总是会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

    今年春节，已经奔三的我也同他们一样，加入了相亲大军。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相亲规模明显要大得多。

    相亲就像面试，有一面还有二面

    山西人恋家，很多山西人在外闯荡多年后，还是会选择落叶归根。而即便是在外漂泊，也总喜欢在本地人的圈子里打交道。相亲，也是一样。不过，找到同样在北京工作定居、双方还能看对眼的单身男女，似乎并不容易。然而，这并不会难倒焦急的父母们。

    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今年我的老家——山西运城的一批志愿者，在当地团委的帮助下，组建了“运城在京青年家长群”，我的家长也在其中。刚开始时，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只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乎了我的预料。

    几天时间内，这个家长群的规模已经扩大到数百人，并且衍生出了各区县的在京青年家长群，以及在上海、在西安、在太原等一票家长群，甚至吸引了毗邻的临汾市家长们的注意。很快，见面会就被提上日程。

    在春节假期来临前，团委和志愿者们组织了4场家长见面会，让家长们先期接触一下，交换子女信息，“打个前哨”。

    “运城在京青年家长群”的群主本与我相识，在他微信发过来的照片中，我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不是非常大的活动场地内，被闻讯赶来的家长们挤得满满当当，不少人甚至没有座位，但从他们的脸上，并没有看到不满，而是充满了期盼。

    经过签到、填表之后，孩子们的信息被逐一编号，个人简介也被整齐地制成了一张张表，张贴在会场内的显眼处。参加的家长们或拿起手机将表格拍下，或拿着纸笔记录，或相互交流。看着家长们如此上心，我的心里也不由得一阵感慨。

    正好朋友圈里有人在吐槽：感觉相亲就像面试，收了简历，根据条件初筛，然后一面亲友面，二面自己面，偶尔遇到霸面。面试通过的人进入试用期，6个月转正或者淘汰。我把这条吐槽转发给父母，他们也觉得好玩，笑着说，还真像这么回事儿。吐槽归吐槽，见面会的事，父母则是一点没耽误。4场家长见面会，场场没落下。

    相亲会迎来“父母军团”

    单身青年们的见面会被安排在大年初三、初四、初五，连续3天。按照父母的说法，跟他们当时参加家长见面会一样，这3天，我哪儿也别去，老老实实地参会。

    说起来，父母倒也不是古板的人，即便我不去，他们也不会太过纠缠。不过，我自己对这种模式其实也挺好奇，相亲会倒是常有，这种专门针对本地的“北漂”相亲会，却并不多见。

    大年初三的青年见面会，也确实让我印象深刻。本以为只有青年男女参加的见面会，有不少家长也来到了现场。父母本来没有到场，在得知现场情况后，竟然也赶到会场。类似的情况，似乎不止我们一家。

    越来越多赶到现场的家长们逐渐把孩子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以至于到后来，在场的家长数量甚至比参会的青年们还要多。

    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对话给人的压力明显不同，不少人在自我介绍时明显比较紧张，甚至有些磕巴。即便是在新闻行业里摸爬滚打了近7年，自诩也是见过不少各色人物的我，在面对一群人，尤其是还有一群叔叔阿姨时，做自我介绍也不由自主地有些紧张。好在，之后的游戏环节缓解了不小的尴尬。玩开之后，互加微信的人多了起来。

    除了相互第一印象还不错的单身男女们，很多青年也认识了不少同性好友，部分人还希望抓住机会拓展人脉。

    当然，也有孩子因为有事未能到场，家长亲自“上阵”，跟觉得不错的孩子直接交流并互加微信。

    大年初四、初五的情况类似，不过在初三开了好头的情况下，有很多之前并不知情的家长和单身青年临时参会，甚至还有人从临汾市专程赶来参加。

    从参会的青年和家长们的交流中，不难看出大家对这样的活动非常满意，有不少人提出以后在北京也可以举行类似的活动，让在京的运城青年们相识交流。其实，运城1月底就已成立了驻京团工委，与我相识的那位群主也成为了负责人。据他介绍，以后类似的活动在本地和北京都会继续举行。

    对于“漂”在北京的运城人来说，也算是一种“福利”吧。

    福建

    影像记录故乡14年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肖翊｜福建摄影报道

    小时候不懂事，我曾嫌弃故乡泥泞的路和旱厕，但还是每隔几年就会跟父母回莆田市泗华村老家过年。那时，在大城市工作的亲戚会用傻瓜相机给家人拍一些纪念照片。上了大学后，我开始用手里的相机记录着老家的变化。

    莆田市泗华村是父亲出生的地方，听老一辈说，在父亲两岁的时候，村子里遭遇了一次洪灾，是太奶奶的妹妹背着父亲爬上了一棵杨桃树，在树上待了一天一夜，等待洪水退去。洪水冲垮了几乎全村的房屋，1976年，父亲的父辈们在原址重建了祖宅。

    我儿时的印象里，每次回老家，要坐一整天的车。老家在城市的边缘，一条河把她和城市隔开，村子长在果树林里，一下雨就道路泥泞。旱厕的石头墙只垒到腰部，喝的是井水，河边总有人在洗衣洗菜，娱乐活动除了在村里认识不同的果树，就是去村里祠堂前搭的戏台看莆仙戏。

    2008年，在得知老家的祖屋已经被从市区跨河而过的荔城北大道推掉了半边房屋时，我又开始怀念她的世外桃源，感慨手里的相机没有及时记录下她的芳华。2012年，看到被拆得满目疮痍的老家时，我在脑海里无数次地重塑她原来的形态，感慨相机记录的速度赶不上拆迁的速度。

    今年春节吃过年夜饭后，我和家人又来到重建后的老家散步。她现在的名字叫泗华滨溪片区，环绕村庄的河两岸变成了绶溪公园，33层高安置房对面的莆田市博物馆在2017年9月开始预开馆，2018“来博物馆过年”系列活动安排表上写着第二天（初二）的安排——机器人迎宾交互现场秀、机器人亲子互动活动。

    路过安置房前的绿化带时，遇到不少将要分到安置房的人。他们指指点点，数着自己所在楼层。老人们希望能早日回到曾经生活的地方安享晚年，中年人希望能在带电梯的房里养老，年轻人在憧憬婚房的布置，孩子们已在绿化带上的游乐场跟小朋友们争抢滑滑梯。

    希望重建后的老家能在我们下一代的心里种下美丽乡村的种子。

    广西

    北海能向海而生打破宿命吗？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陈惟杉 | 广西报道

    春节长假结束前徘徊在琼州海峡的一场大雾使海口三大港陷入间断性停航，并致这座旅游城市出现史上最严重的出岛车辆拥堵，数以万计的游客滞留。海南一夜之间变成“来了就不好走的地方”。

    在拥堵的车流中，有人想起了毗邻海南的北海。“除了三亚以外，北海的旅游资源不输海南的其他城市，但北海再怎么堵，四通八达，‘逃离’北海是没问题的。”有网友呼吁，北海赶紧抓住机会，分流海南的客源吧。

    北海能成功分流三亚的客源吗？

    被戏称为“泡沫经济博物馆”的北海，其海洋旅游资源禀赋与海南相似，但在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发展低迷后，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及旅游业的发展上，北海与三亚已相距甚远。

    下面一组数据或可管窥一二：

    北海官方的统计称，这个春节黄金周，北海市共接待游客109.16万人次，首次突破百万，同比增长64.37%，实现旅游收入10.47亿元，同比增长68.76%；三亚官方统计显示，接待游客96.69万人次，同比增长1.01%，实现旅游收入达97.02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北海的过夜游客30.31万人次，一日游游客78.85万人次；三亚的过夜游客82.43万人次，一日游游客14.26万人次。

    应该说，北海旅游业的增长势头相当迅猛，但相比三亚的发展质量，差距仍然明显。两地接待游客量相当，但北海的过夜游客较少，绝大多数为一日游游客，三亚则相反，这也导致了两地旅游总收入的巨大差距。要知道，三亚的过夜游客平均消费高达2476.79元人民币/人·天。

    根本原因在于北海的旅游业开发仍处于较低水平。“一般游客到北海也只是去逛逛老街，看看北海银滩，吃一顿海鲜，第一天就离开了。游客停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一天两天。这些都停留在最表面最下游的产业，没有延长产业链。”甚至有评论称，北海仍处于走马观花的旅游，很多游客的满意度都不太高，高端的旅游度假需求没能得到满足。

    北海人对此的认识是清醒的。

    2017年2月，北海市印发了《北海市全域旅游城市建设大会战方案》，计划要用5年时间，把北海建设成为以海洋休闲度假为主要特色的区域性国际化滨海旅游名城。争取到2021年底，形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海洋休闲度假产品体系，实现旅游业总收入800亿元，接待游客达到4000万人次。

    而目前，这两项数据分别是364.5亿元和3069.8万人次。距离旅游业成为当地政府所希冀的重要支柱产业仍显遥远。

    向海而生? 

    过去一年，真正令北海人激动的机遇来自中央的政策供给。

    2017年4月，沉寂多年的北海春潮涌动。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考察的第一站便是北海市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那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之后他重点考察了北海铁山港，那是我国大陆距马六甲海峡最近的港口，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北海的任务是，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

    因此，过去这一年，北海市一直致力于构筑向海经济新格局，制定实施一批“工作方案”和“行动方案”，加快编制向海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成立北海向海经济研究院。

    总书记的考察也带来了北海旅游业的兴旺。据统计，2017年，北海市接待国内旅游者3069.8万人次，增长24.1%；国内旅游消费364.5亿元，增长28.2%。

    而在旅游业的带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利好之下，北海的房地产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据统计，2017年全年网签39713套，相比2016年的22486套、2015年的17411套，2017年的交易量几乎是前两年的总和。恒大、碧桂园、中信等一些大楼盘甚至一度无房可售。

    相关调查显示，近90%购房者来自外地，其中以东三省、北京、广东、上海等地购房者居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7月至2018年1月，北海房价已创下十九连涨。以今年1月的价格为例，涨幅超过10%，属国内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但由于之前北海的房价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即使连涨之后，目前的新房均价也大约在6000多元，二手房均价在5000多元，应该说，相比其他三四线城市并不算高，更何况那里有较为稀缺的海岸资源和优良率高达92.1%的空气质量。

    3年换3任市委书记、4任市长

    春节过完的第一个工作日，北海人又迎来了他们的新一任市长。在过去的3年里，这个城市接连换了3任市委书记、4任市长。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中，目前只有省会南宁以及地级市北海两地的市委书记在列，中央和广西对北海的发展不可谓不重视。

    主政官员的频繁更迭，既带来了新的期待，也多多少少有些不确定性的担心。“市长、市委书记来了一茬又一茬，这任市长、市委书记的施政纲领刚印发下去，还没开始吆喝呢，就走了。新一任来了，又开始印文件。”辖下的一些官员难免陷于焦虑。

    北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说，无论是旅游业的发展还是向海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工作方案”“行动方案”还是“大会战方案”的落地，都需要长期而艰苦的攻坚，政策的稳定和延续性非常重要。

    仅以北海港口经济为例，当下仍存在诸多短板亟须解决，但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

    据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互联互通交通基础设施总量及支撑力不足，北海港口及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货运成本较高。“由于多式联运系统衔接不畅，运价偏高，特别是铁路运输方面，运价较国铁高（15%～30%），削弱了北海港的竞争力。而毗邻的湛江港铁矿铁路运输价格从南宁铁路局争取到25%的下浮价格政策后，每吨比北海港低49.45元。因此，现阶段的北海港与周边港口相比并不具有优势，这是北海港货源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继续分析说，北海港口的开放水平并不高，物流体系尚不完善。“一是口岸开放程度低。铁山港实行的是临时开放，受审批手续、时滞性等影响，口岸开放问题已成限制北海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二是北海尚未开展集装箱拼柜业务，导致一些企业此类零担货物就运输到其他港口拼柜出口。三是铁山港口岸进港铁路尚未开通，企业进出口需要通过汽车运输短途倒送，且需要经过两次装卸，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在北海市政府多位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看来，目前北部湾港航运的政策支撑力度明显不足，没有很好地形成政策优势。而要争取较为完善的港口政策则涉及港口基础设施、临港产业、航运、口岸服务等多方面内容。

    “这一切没有主政者持之以恒的努力几乎无法实现。”上述负责人说。

    在北海市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打造向海经济是其居于首位的工作任务，并提出要把向海经济打造成为新时代北海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和增长极。

    这一次，北海能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并打破“泡沫经济博物馆”的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