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举降成本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降成本”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年初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直接开出了2017年减税降费清单：预计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涉企收费合计约5500亿元。

    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减税超过1200亿元；税务部门支持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减税超过2200亿元；支持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减税规模继续扩大，减税约790亿元……

    这一组组数据，见证了我国减税降负的显著成效。

    减税规模持续扩大

    “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一降”正是降成本。

    企业成本主要分为税费负担、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成本、人工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六大类。

    谈及降成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主要提及的内容是减税降费：预计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合计约5500亿元。

    2017年，国务院出台6项减税政策。例如，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税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体现了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减税超过1200亿元。其中，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至50万元间的小微企业户均减税达5.9万元。

    除了给小微企业减税，税务部门主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一系列减税措施，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能量。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税务部门支持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减税超过2200亿元，同比增长约50%，有力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所得税政策效应明显，共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减免所得税超过1300亿元；促进软件产业发展增值税优惠力度持续加大，为软件企业减免增值税超过360亿元。

    此外，2017年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试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财税改革的重头戏，减税效应持续释放。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10639亿元，其中，2017年1至9月减税5750亿元。

    在2017年国务院出台的减税政策中，简化增值税率政策格外引人注目。从2017年7月1日起，我国将增值税税率由4档减至3档，取消了13%的税率，将农产品、化肥、天然气、自来水和居民用煤等生活必需品增值税税率从13%降至11%。简并税率政策通过传导机制引导部分生活必需品价格下降。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支持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减税规模约790亿元。

    政府降费过“紧日子”

    除了税收，名目繁多的收费也使许多企业不堪重负，也需要大幅降低非税负担。

    降低非税负担的措施涉及5个方面，一是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二是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项目要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各地也要削减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是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清理取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推动降低金融、铁路货运等领域涉企经营性收费，加强对市场调节类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监管。四是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五是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紧紧扭住简政放权这个“牛鼻子”，逐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性。公开数据显示，本届政府以来，国务院分9批审议通过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共618项，其中，取消491项，下放127项。

    减税降费的空间，还来自于政府真正过“紧日子”。2017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中央部门要带头，一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

    2017年“三公”经费确实减少了。中国社科院2017年12月22日发布的《2018社会蓝皮书》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比2016年减少0.31亿元。

    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预示着2017年或将完成既定目标。这个判断得到学者的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说，“2017年，中国财税改革不断深化，减税规模持续扩大，年初制定的减税降费目标肯定能完成。”

    降成本是整体性问题

    2018年，中国将继续多措并举降成本。

    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在政策鼓励降成本的大背景下，企业自身是否觉得负担有所下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8月1日发布的《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称，近六成样本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但是近年来企业其他方面的成本，包括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用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增长速度较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降成本是整体性问题。“单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降成本是很难的，因为企业之间的成本，以及企业的各项成本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降成本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比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又是收入。”刘尚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如果仅仅是从财务会计的角度去看待降成本，就很可能形成一个跷跷板，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降成本要整体考虑，统筹施策，很难针对局部去降成本。

    基于此，刘尚希认为，我国当前面临的所谓的高成本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滞后导致的制度性成本。这个制度性成本不仅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审批权没有下放的原因，而是当前这个阶段的风险总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产生各种制度性成本，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

    刘尚希提出，解决制度性成本的关键不仅是降税清费，还和社保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密切相关。“应改变各部门在税费、能源、融资、投资、社保等重点领域各自为政的做法，加强部门联动和降成本政策的协调，并与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切实保障降成本政策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