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春节前后陆续引导多种政策性利率上行,近期又有媒体报道称,央行对部分银行下达信贷额度调控通知,要求不同程度地收缩信贷投放规模。
这是一项非常及时的“踩刹车”举动,因为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货币政策定下的基调是“保持稳健中性”,而开年第一个月的实际运行情况是,当月新增贷款或已接近、甚或超过去年同期创下的2.5万亿元月度纪录。
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应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由央行主要通过调整货币市场利率的方式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但现在的问题是,也许从长远视角来看,中国确有必要进一步发挥价格型调控的作用(譬如近期全面上调各期限逆回购招标利率与SLF利率等举动,实则已反映出这一趋向),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国要守住“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必须坚持立足国情两条腿走路,同时在数量上管好货币、管住信贷,原因在于:
首先,中国依然较严重的国企预算软约束,决定了企业与银行对信贷规模的敏感性远高于对利率的敏感性,换言之,如果只是适度引导市场利率上行(甚至包括直接上调基准利率),而不对信贷规模进行有效管控,那么被“挤出”的信贷需求将多数集中在对利率较敏感的民营部门,而真正面临“去杠杆”任务的国企与地方政府性融资平台,很可能反而在逆淘汰机制下进一步扩大其对信贷资源的占用。这一点,只消看看去年某些国企在几近疯狂的土地拍卖市场中的表现,就可一目了然。
其次,由于企业负债率高企,再加之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同时国内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都还维持在较高水平,因此综合判断,中国通过价格调控(加息)以收缩货币的可操作空间并不太大。而相比之下,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非常明显。近期有数据显示,去年仅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金额就达到创纪录的7268.76亿元,比上年增长近四成,由此可见数量管控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都非常之高。
再次,虽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还没有最终完成,但毕竟距最终目标仅一步之遥。因此,在这样一个已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生态系统中,即使退一步假设中国确有必要适度引导利率上行(譬如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那么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必须是在流动性适度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符合市场自身逻辑。
最后,管住信贷规模,促使货币政策向稳健中性回归,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不矛盾。因为目前来看,中国的信贷规模基数很高,同时更重要的是,去年12.65万亿元新增贷款中,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增量占比畸高,因此,通过进一步优化信贷投放结构,以及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等存量调整,中国完全可以在管住信贷的情况下,并行不悖地同时推进稳增长与防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