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腐败呈现五大特点

    2015年3月初，2015年中央第一轮专项巡视启动，对包括中石油、中海油、国家电网等在内的26家央企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巡视。日前，此轮专项巡视工作已经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轮巡视期间，26家央企中已有近20名高管接受调查，其中包括一汽集团董事长徐建一、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等。

    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批央企腐败大案要案来看，央企可谓是腐败的“重灾区”，个别央企甚至还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而对央企腐败问题发挥监督作用的，主要是外部监督力量，特别是中纪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央企出现腐败问题的根源何在？又如何消除央企腐败的土壤？

    日前，著名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剖析央企腐败的深层原因，阐释央企腐败如何才能“标本兼治”。他认为，当前央企腐败呈现出五大特点，从根本上治理央企腐败，要让央企“主体实位”，改革权力结构与选人用人体制，并设立反腐改革试点。

    央企为什么成为腐败“重灾区”？

    《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中央首轮巡视工作日前全部结束，有不完全统计显示，在本轮巡视过程中，落马的央企高管有近20名。央企为什么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李永忠：央企之所以成为让人震惊的腐败“重灾区”，主要在于这些问题企业普遍存在着“1+2”现象：“1”是部分央企、国企存在“主体虚位”的问题，有些央企、国企只是挂了“中央”和“国家”的名号，实际上成为某个人说了算的企业。此外，“2”指两大根本性弊端，一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央企很难形成比较科学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另一个就是央企的选人用人体制，央企用人不是市场化选择的结果，而是按照党政机关干部的等级授职。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如果看准了人，央企、国企就能发展好，但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质变”，那么这个企业几万、十几万人的努力都可能将白费。

    《中国经济周刊》：在对央企腐败问题进行查处的过程中，专项巡视这把“利剑”显示出巨大威力，这对下一步央企反腐工作来说有什么启示？

    李永忠：我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启示是，巡视是一种异体监督，异体监督被认为是一种有效、高效、成本很低的监督，而同体监督就是一种无效、低效、成本很高的监督。

    第二个启示是，巡视不能打持久战，只能打“短平快”。这么多年来，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包括央企、国企的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是由同级纪委、纪检组监督检举揭发出来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是党组成员，党组成员不能监督“班长”。同级纪委、纪检组做不到的，巡视组做得到，但因为它是异体监督，所以不能打持久战。常规巡视一般进行三个月，专项巡视一般进行一个月，现在由于央企的问题严重，去年只进行一个月的专项巡视，今年持续了近两个月。

    第三个启示是，再好的巡视只能发现问题，而解决问题得靠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改什么？要改变央企的权力结构与选人用人体制，改革完成后，央企、国企就能做大、做强、做好。如果不改，巡视工作完成后，央企现有的制度没有变化，问题也将继续存在。有句俗话讲，“大炮不能上刺刀”，真正地解决央企、国企的腐败问题，仅仅靠巡视的“大炮”是不行的，还必须要通过改革去解决权力结构与选人用人体制这两个根本性问题。

    当前央企腐败呈现五大特点

    《中国经济周刊》：纵观这几年查处的央企腐败案件，您认为这些腐败案件呈现出怎样的共性？

    李永忠：当前央企的腐败问题有五大特点：一是腐败分子更贪婪，贪腐的金额更大；二是腐败分子的关系更密切，抱团更紧；三是腐败分子的算计更精确，贪腐更“有效”，通过资本运作、杠杆撬动资金等手段，能够贪腐多少，都算得非常精确；四是贪腐更具规模，“收益更好”，腐败分子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规模化、集约化地腐败；五是更容易出现塌方式腐败，腐败问题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更深层的角度进行观察，腐败问题表现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权钱交易，你给我钱我给你批条子，但是这种腐败会立刻受到党纪、政纪、国法的严惩，因此一些腐败分子会进入第二个层次，也就是权色交易。这个“色”不单指以美色进行的交易，泛指所有非物质形态的交易，既包括性贿赂，也包括业绩交易、信息交易等。还有一部分权力大智商高的腐败分子，会进行权权交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资源、人力、财力、物力甚至官位的交易。

    权钱交易，是一次性的简单交易；权色交易，是多次性的复杂交易，资本运作更加深刻，涉及大规模的利益输送；而权权交易，进入到拉帮结派的层面。好在权权交易现在只是偶尔出现，还不是普遍的现象。

    由于央企、国企权力结构与选人用人体制改革还不到位，以侵吞消费资料为目标，手工作坊式的小贪小腐的权钱交易，很容易演化成以占有生产资料为目的的规模化、集约化、链条化、工业化、信息化的权色交易，乃至权权交易。

    我们只要把这三个层次的腐败问题解决了，前述腐败的五大特点自然就会消除。

    要改革权力结构与选人用人机制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看到不少央企腐败案件都是一把手涉案，甚至形成了系统性的腐败。在中央专项巡视的“整改清单”上，选人用人方面存在问题的表述出现频率很高。应该怎么解决选人用人制度的问题？

    李永忠：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下，如果一把手不腐败，就很难会有系统性腐败，更难有塌方式腐败。所以要改革央企的权力结构，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改革。董事会只管决策，主要代表国家的利益；总经理和经理层，要靠市场化的选择，而不是靠等级授职的选人用人体制来解决。

    具体怎么改？党委可以和董事会合并，主要代表国家利益；总经理可以和公司行政合并，主要代表经理层的利益；监事会可以和纪委、职代会、工会合并，主要代表职工的利益。三个不同利益代表的合并、博弈和平衡过程中，就能让央企、国企不仅能够做大，而且能够做强，关键是能够做好，央企、国企的主体，就能够由虚位变成实位。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观察央企反腐下一步的趋势？

    李永忠：由于多年来所形成的巨大的腐败存量，十八大以来的“当前以治标为主”的反腐败斗争，业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的目标当然是“标本兼治“。特别是央企、国企的反腐败，我认为下一步会在三个方面着力。一要严厉更要严密。中纪委对央企、国企中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绝不护短，而且严厉查处。但央企权力结构要改，选人用人体制要改，亡羊补牢，那个“牢”是什么？还是要扎牢、织严制度的篱笆。

    第二个是治标更要治本。“治标”方面无论是央企国企高管的薪酬、待遇，还是生活作风，几乎方方面面都涵盖到了；但是“治本”方面，还需要根本的制度建设。

    第三个是平推的同时还要试点。今年专项巡视首轮巡视26家央企，平推式巡视，当然这样有利于形成反腐高压，但是确定一两家央企作为针对权力结构、选人用人体制方面的改革试点，让它的主体不虚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央企是反腐斗争的“第二战场”

    《中国经济周刊》：新一轮的国资改革中，央企间的兼并重组是一个重要内容。有观点认为，兼并重组以后，部分央企的权力和体量都会更大，那么这样会不会更容易发生腐败？

    李永忠：首先，央企、国企虽然是腐败的“重灾区”，但是“重灾区”并不等于是反腐败的主战场。反腐败的主战场永远在党政机关，因为这是权力的本源地，央企、国企只是权力的派生地，只要党政机关的腐败问题得到解决，央企、国企的腐败问题就能顺理成章地解决。

    其次，央企是反腐斗争的“第二战场”，开辟央企反腐第二战场，会有利于我们党政军主战场反腐战争的胜利。

    再次，央企、国企是中国和平崛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央企、国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此外，央企之间进行合并重组后，体量更大，权力更大，当然有腐败问题更突出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性。正如当前出现的小官巨腐现象，腐败的程度和权力的大小当然有关系，但是不是直接关系，腐败程度同权力是否受到及时、有效、到位的监督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对于一个10万亿元资产的央企来说，如果对它的董事长、总经理进行到位的监督，特别是总经理，对他的权力进行分权的话，董事长去控制决策，监事长对执行权进行监督，那么这个总经理很难贪腐，他也很难把国家的钱变成他自己口袋里面的钱。如果一个小公司的资产只有1亿元，而这个小公司的一把手把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权力集中在一起，那小公司一把手腐败的可能性也很大。

    防止央企、国企腐败，关键是权力是否科学分解，以及对执行权有无到位的、及时的、有效的监督，如果有相应的监督，体量再大也不怕，反之，即使体量小也照样会出现腐败问题。

    着力改革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机制

    《中国经济周刊》：前面您提到，在应对央企的腐败问题时应该成立试点，您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您设想的“试点”是什么样的？

    李永忠：央企的试点不用那么复杂，央企的主要问题就是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问题。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反腐败巡视固然重要，专项巡视固然必要，加快专项巡视，“边巡边披露”央企、国企存在的问题固然紧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到两家，甚至三到五家央企，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去全面深化改革，那么央企目前的腐败问题肯定就会有所明显的遏制。

    第二点，摒弃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是当前央企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当年小岗村搞成功了，农村改革就成功了。央企、国企也要走出中国特色的成功之道，这更需要有先行试点。

    第三点，目前央企反腐最大的阻力是30多年来腐败的呆账存量，要想办法化阻力为动力，变消极为积极。我个人的观点是，应集中力量打击那些“大盗”。同时，还要想办法调动央企、国企的广大职工积极、广泛、有序地参与反腐败工作。

    世界水电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世界水电看中国

    中国水电谋发展：义无反顾而又顾虑重重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宋明霞|北京报道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水电。 

    2015年5月19日—21日，以“塑造未来，推动水电建设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第五届世界水电大会在中国召开，这是近年来在中国召开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水电盛会。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中国更加放眼世界。 

    中国已是水电超级大国，

    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中国正逐步成为世界水电超级大国。”开幕式上，国际水电协会主席肯·亚当斯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水电做出定论性评价。

    大而强是今天中国水电的实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仅36万千瓦，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到2004年，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水电第一大国。到2014年，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历史性地突破3亿千瓦，约占全球水电总装机的27%，位居世界第一并遥遥领先。

    目前，全球装机容量前十位的水电站，中国就有5座；全球单机容量70万千瓦及以上的巨型水电机组，超过一半在中国；依托重点工程，走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道路，中国水电实现了由国产化机组到国产化电站的宏伟目标；今年4月，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通过环评，这意味着安装12台、机组单机容量85万千瓦的又一座千万千瓦级水电站即将开工建设，中国将再次刷新所保持的最大水电机组单机容量的世界纪录。

    世界水电看中国，中国水电看三峡。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电企业，去年三峡集团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容量5021万千瓦，在建工程装机容量约3000万千瓦；三峡水电站年发电量988亿千瓦时，位居世界首位，创造了单座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全球已投产的70万千瓦以上大型水轮发电机组中，三峡集团拥有58台，占全球总量的60%。截至2014年12月底，三峡集团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业务，在建的投资和工程承包项目89个，拥有海外权益装机容量约530万千瓦。

    世界水电看中国，中国电建走世界。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电力建设企业，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着中国所有大江大河开发规划，80%大中型水电站勘测设计，截至2014年底，在中国水电3亿千瓦的总装机容量中，中国电建施工建设的项目占比高达85%。中国电建国际业务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项目分布在上百个国家。2014年，中国电建以营业收入368亿美元跻身世界500强榜单第313位，在最新美国工程技术权威杂志ENR全球最大250家工程承包商和全球工程设计公司150强榜单上分别排名第14位和12位，体现了其在全球工程总承包、咨询设计领域的专业实力和绝对领导地位。

    从规划设计、装备制造、开发建设、运营维护到资本运作，中国水电已形成全产业链整合优势，实现了从规模到质量的全面强大；从跟跑者到并行者再到领跑者，中国水电从弱到强，虽历经坎坷但义无反顾，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正如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基尧所言，中国水电产业已迈入大电站、大机组、高电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新时代，成为推动世界水电发展的重要力量。

    全球20%的人口无电可用，

    世界需要中国

    2015年,几内亚央行发行的新版两万几内亚法郎货币上，赫然印上了由中国三峡集团所属中水电公司总承包建设的凯乐塔水利枢纽工程效果图。中国公司承建的海外项目在正式运营前成为流通货币上的图案，这在世界尚属首次。

    2015年，三峡集团卡洛特水电站写入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间联合声明，这在中国水电行业尚属首次。

    “哪里有中国电建，哪里就有光明和福祉。”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这样评价中国电建。

    “我们有7000万人口，但很大一部分还没有获得电力。这就是为什么向世界呼吁、向中国呼吁、向IHA（国际水电协会）呼吁并寻求帮助。”刚果共和国水利资源与电力部主任费雷迪·拉佛斯·亚维·拉姆法艾欧表示。

    “马达加斯加电力供应保障率仅为15%，在全球排名第189位。目前锁定了400个水电开发项目，总装机容量78万千瓦，计划到2020年电力保障供应率达到30%，2050年达到50%。” 马达加斯加能源与燃料部部长甘提恩·候埃塞在世界水电大会上演讲。

    “在非洲9.15亿人口中，目前仅有2.9亿人口得到供电。目前水电的开发量为140GW，占技术可开发量的10%左右，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会使得能源需求每年增加6%，这种增速将会一直持续到2040年。”非洲联盟能源与基础设施委员会主任阿哈姆·伊伯然黑姆表示，“非洲迫切需要借助中国等国际社会力量推动水电的开发”。

    “非洲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不是没有能源资源，而是缺乏把能源资源变为可靠的、高效的、负担得起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能力。” 南非国家规划委员会委员迈克·穆勒认为，中国在水电方面确实非常强，建议发行一个绿色债券（通常指募资用于环境友好型项目的债券），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水电开发项目。

    国际水电协会认为，亚洲、非洲、南美洲将是今后水电建设的重点战场。

    在南亚，目前印度约有49个新的水电项目正在规划建设，相当于5万多兆瓦的水电装机容量正在开发。印度电力部联席秘书阿让·库马·沃玛希望学习借鉴中国的先进经验。

    在南美，亚马逊河流域水电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仅在亚马逊河支流上建设的伊泰普水电站，就是仅次于三峡水电站的全球第二大水电站。巴西能源业务发展部总裁吉尔·马拉豪·内托认为，今后二三十年水电仍是巴西最重要的能源，希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与中国的合作。

    由于能源分布不均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仍有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没有电力的困境下。国际水电协会在日前召开的世界水电大会上预测，全球水电装机容量有望在2050年增长一倍，达到2050GW。国际水电协会主席肯·亚当斯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将展开更加广阔的市场，中国参与国际水电开发可以走得更远。

    “弃水电量”大，

    开发难度高，亟待顶层设计

    中国水电的发展可谓义无反顾而又顾虑重重。

    “一带一路”战略展开了一幅宏伟蓝图，中国水电进入了崭新的阶段。然而，在国内部分地区，水电的消纳和开发依旧存在很大问题，“弃水电量”大、开发难度高、移民安置困难等阻碍行业健康发展。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水电基地弃水问题驻点四川监管报告》披露，2014年四川调峰弃水电量达96.8亿千瓦时，占丰水期水电发电量的14.93%。报告认为，导致四川水电站弃水发电的原因包括水电发展过快、当地电力需求增长缓慢、发电外送能力不足、汛期火电依然发电等原因。据悉，我国另一水电大省云南弃水现象更为严重。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认为，“所谓水电站弃水指的是原本应经过水轮机用来发电的水流却从泄水设施流走了。以目前水电平均上网电价每度0.3元计算，四川2014年就流走了29亿元人民币，这是相对于水电开发企业的损失，如果从可再生资源不利用也不能保存只能流逝的角度看，相对于那些优先开发、充分利用水电的发达国家，我国近些年的弃水损失不是几百亿，而是上万亿！”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祥呼吁道：“打破电网区域限制，充分利用下游已有的输送通道向东部发达地区送电。从国家层面研究在经济新常态下保障优先开发利用水电，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弃水问题。”“水电在中国的发展难度在加大，比如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难度加大，所以其发展趋势难以准确预测。”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认为，“但能源结构机制性变化一定会发生，水电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桥梁性作用，肩负的使命越来越多。加强顶层设计，逐步完善机制应该是今后重要的任务”。

    中国水电业有句话：水电开发难点在移民，关键在移民，成败也在移民。

    “现在水电开发重点都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在保证做好移民安置的同时，也伴随着工程所在地原有城镇和基础设施的复建问题，是复建成现在的普通公路，还是兼顾未来发展，建成等级更高的公路，这需要厘清开发企业和政府的责任边界。否则，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的投资已远远超过工程建设的投资，水电开发就可能从经济的变为不经济的，不可持续。”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晏志勇认为，这是水电企业的困惑和顾虑。

    “没有流域整体调度的水电开发是有问题的！”国电集团副总经理谢长军呼吁中央政府重视流域治理，加大协调力度，进一步优化调度，协调好水电输出省和水电接收省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以及界河两省之间的关系。

    在资源危机、环境恶化等背景下，清洁能源备受各国政府重视。

    丹麦提出到2050年要全部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德国提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60%，占电力消费的80%。我国也在积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这需要风电装机达到2.5亿千瓦，光伏装机初步预计将达1.5亿千瓦。

    “中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亿千瓦，相当于每年减少3亿多吨标准煤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亿多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500多万吨。”三峡集团总经理王琳认为，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需要更多的水电来灵活调度，应更加关注水电对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更加关注水电对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整合能力。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李菊根代表水电行业向国家呼吁：“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支持，没有划清开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责任边界，不能妥善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不能解决好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优先调度，未来我国西部的水电开发可能放缓步伐，甚至面临停滞不前的局面。”

    “水电作为当前技术最成熟、开发最经济、调度最灵活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生产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将有助于全球和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