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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李志英最爱走的北二路。空闲的时候，他喜欢开车沿着这条路缓缓行进，从东头到西头，边走边回味这条街十年来的变化。
李志英是沈阳市铁西区发改局局长，每当他身处北二路，这条街道的前世今生便会在他的脑海里翻腾，已经天命之年的他还是会因此激情难抑。
北二路是沈阳市铁西区一条赫赫有名的街道，曾经有37个大型国有企业坐落在这条街道两旁，它们共同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堪称中国工业的发源地。十年来，在辽宁发生的所有故事，也都要从这条有100多年历史的马路说起。
“排头兵”突然就老了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北二路的故事是一个辉煌的故事：机床一厂、机床三厂、锅炉总厂、有色冶金总厂、汽车齿轮厂等十几家超大规模企业聚集于此。
它们在我国工业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创造了众多的“第一”：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台组合机床、第一辆内燃机等等，辽宁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成为中国工业的“排头兵”。
北二路所在的沈阳市铁西区更是中国工业绕不开的神话。当时，在装备制造业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全国看东北，东北看沈阳，沈阳看铁西。”这里曾经是中国规模最大、密集度最高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号称“东方鲁尔”。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之后，北二路的故事变成了一个酸楚的故事：这些曾为中国工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深陷泥潭，大部分企业或破产，或关门，没有一家盈利。
香港一家媒体曾以《下岗之城愁满容》为题，整版报道了沈阳铁西千余家国企95%亏损，30万产业工人13万人下岗待业。
“1996年11月，在一次大会上，到会者每人发了一根香肠以示安慰后，生产出我国第一台拖拉机的大型国有企业——沈阳拖拉机厂就这样宣布破产了。” 李志英当时是铁西区经济发展局局长，与这些企业接触较多，见证了当时惨淡的景况，他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那时候，整条街道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洗手没有肥皂，干活没有手套，什么时候发工资不知道。”
悲观、无助、失望、焦虑的情绪从沈阳铁西弥漫开来，当年的“排头兵”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老兵”。
为何工业基础优势如此明显的辽宁会走进发展的死胡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迟缓，旧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对改革的理解不深刻等，导致老工业基地逐渐失去竞争力，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李志英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李志英用一个形象的对比来解释辽宁落后的原因：“在国家政策面前，南方看到‘绿灯’使劲跑，看到‘黄灯’抓紧跑，看到‘红灯’迂回跑，经济始终处于发展的状态之中。而辽宁呢？看到‘绿灯’跑得慢，看到‘红灯’停得快，屡次错过发展机遇，几个回合下来，就被南方远远落下了。”
当辉煌不再，辽宁这个“工业老兵”，正站在起伏摇晃的甲板上等待救援：要么慢慢等死，要么涅槃重生。
铁西阵痛中重生
2003年10月，在铁西区已经是一潭死水的时候，国家启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为铁西区这个百病缠身而又没有腾挪空间的工业巨人撕开了突破体制束缚的口子。
为了让铁西区尽快走出困境，沈阳市成立铁西工业区改造办公室（下称“铁改办”）。 “开始的时候，大家对铁西区的现状是一筹莫展，唯一的共识是，铁西区改造不能再走以往的路子，需要全面创新来进行突破。而突破的焦点就是解决‘人往何处去、钱从哪里来’的难题。” 现任铁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的王振中2009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之后，沈阳市政府为铁西区谋划了一个“东搬西建”的总体改造方案，把部分老企业从铁西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帮助老企业安置职工、转换机制、改造技术。
但是这个方案在实施当初受到了不少质疑和反对：“树挪死，人挪能活吗？况且是数千人的大厂？！”
最难的问题在于，当时这些国企都归机械工业部直接管理，沈阳市委并没有管理权限，论级别，很多国企负责人比大部分改造办公室负责人的行政级别要高得多，沈阳市委的这个方案几乎没有执行的可能性。
直到中央批准辽宁省委的申请，把这些国企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市委，方案的实施才见到转机。
事实证明，这个方案可以说是让那些将死的企业脱胎换骨的关键所在。以沈阳农机工业总公司为例，仅地价差这一项，该公司就拿到了2.4亿元，其中8000万元用来还清欠职工的钱，5000万元完成了职工并轨，其余的1.1亿搞厂房建设、技术改造。
除了搬迁企业，辽宁省经贸委联合省国资委成立了国企改革办公室，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破产重组一些企业，提高竞争力。
李志英说：“那些可以改造升级的通过联合重组，组成一个新的企业；那些没有发展前景的就破产处理。”2004年前后，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沈鼓集团”）与沈阳水泵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气体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战略重组，成立新沈鼓集团；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沈阳矿山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成立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方重工”）；沈阳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被中国变压器行业首家上市公司——新疆特变电工成功重组并购。
深刻的变革让铁西区阵痛中获得了新生。10年前，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沈阳机床”，000410.SZ）销售收入只有20亿元，10年后，该数字已达200多亿；北方重工的销售收入10年也增长近10倍。铁西区2002年财政收入不到4亿，2012年则已过百亿。
2007年，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授予“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暨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称号。
铁西的成功经验逐渐被辽宁其他老工业区复制和借鉴。辽宁省振兴办主任刘强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这是铁西区探索出来的一条路，之前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借鉴，铁西是振兴十年来，辽宁体制机制创新的缩影，也可以说是辽宁十年振兴最宝贵的经验。”
现在，行走在北二路，颓圮的灰霾早已散去，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开始讲述新的故事。
秉承制造业的纯粹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十年的增长数字算不上奇迹，然而，辽宁振兴真正的光荣并不在于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意义。
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告诉记者，对于这些年来的变化，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外国人对辽宁企业态度的变化。“10年前，国外的装备制造企业对我们是‘不屑’；5年前，改革振兴初见成效的时候，我们开始感受到他们的‘尊敬’；今天，他们已经把我们当成可以同台竞技的对手”，是“敬畏”。
“我们的企业都是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苦苦打拼的‘老黄牛’，虽然核心技术突破很难，但是一旦有所突破，对于国家来说，意义空前。”刘强说。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十年来，正是这些“老黄牛”通过自己研发的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盾构机是专门用于隧道挖掘和地铁建设的一种大型设备，但是一直以来，我国没有生产盾构机的能力。无论什么工程，只要需要盾构机，就必须依靠进口。
2004年，北方重工通过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生产盾构机的权威企业技术合作，迅速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盾构机生产技术，先后为武汉长江隧道、青海的饮水工程提供了我国自己生产的盾构机。
“咱们自己的盾构机出来以后，国外的盾构机就不敢要价那么高了。之前国外生产的一台盾构机要7000万元人民币，现在他们的价格就降了一半多。”李志英说，以前机器的维修配件都需要进口，进口一个零件，光报关就得3个多月。自从有了国产盾构机，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问题。
沈鼓集团研制生产的64万吨的裂解气压缩机组，也将国外产品打回原形。“国外公司都吓坏了，因为这是顶级技术。”苏永强说，而且沈鼓集团一个机组的价格为7000万元，低于进口一半以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今天，在大家纷纷热衷于寻找‘钱生钱’的门路时，辽宁却一如既往地秉承了制造业的纯粹，这是辽宁独有的价值，也是对辽宁振兴十年来所得所获的最好注解。”望着办公室窗外的厂房，李志英感慨道。
高速增长十年之后，装备制造业仍然是辽宁省的第一支柱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1.8%。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国内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利润水平低、创新能力弱、缺乏国产品牌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创新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奏效的，各个层面的创新与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刘强指出。
用十年时间，辽宁重新找回了昔日的光荣和骄傲。刘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研究东北振兴新十年的政策文件，“前十年的振兴政策导向主要是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以解决困难为主，新十年的振兴要以促进转型升级为主。”
数读东北振兴十年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明月
见习记者 贾雪
GDP
2003—2012年，东北三省GDP增长轨迹与全国基本上保持一致，但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年来，三省每年的GDP几乎全部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吉林2007年的GDP增长率达到
16.1%
2012年，东北三省GDP总额5.0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GDP总量的9.7%。
人口10973万人，人均GDP达到45930元，折合美元为7307美元，超过全国水平（6100美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004—2008年，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均保持在30%以上，且大大高于全国增速。实施振兴战略以来，东北三省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招商引资吸引力增强，东北吸引国内外投资的洼地效应正在显现。2008年，辽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破万亿，此后几年，该项数据始终大于黑龙江和吉林的总和。2009—2012年，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弱，在2011年仅为6.24%，2012年回升至2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