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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前后，中央10个巡视组分赴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储粮、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区和单位。中央巡视组的抵达，受到了人们的空前欢迎。
“这是人们对中央级反腐机构的信任和信心，更是一种期待。” 一位纪检系统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大规模的巡视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对腐败采取高压和威慑的开始，仅仅是开始。中央巡视组的派出应经常化、制度化。”
巡视制度10年变迁
党内巡视制度已经走过10年。
2003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然而，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行为，“巡视”的出现则要追溯至1996年。那一年，十四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作出“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中纪委随后启动巡视制度，不断设置巡视组。
直至2009年7月，《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出台，巡视正式成为一种党内监督的制度被确定了下来。同年，原来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更名为“中央巡视组”。
巡视的范围及巡视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6月，巡视制度的范围扩大至军队；中央巡视组的数量也从2003年的5个扩大到2011年的12个，其中6个地方组、4个企业金融组、2个中央国家机关巡视组。
过去10年，中央巡视组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亦十分明显。
2003年至今，中央巡视组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线索。2005年6月中央第五巡视组结束巡视，根据巡视组获得的线索，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陈良宇案也由此牵出。而在2009年，中央巡视组先后巡视了浙江等12个地区，中国保监会等4个中央金融单位，中国海运等4个国企，查获了贵州政协原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贪腐线索。
上述纪检系统人士认为，取得这样的效果源自中央巡视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威慑。“如果说地方能处理好，中央不巡视，那最好，但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腐败形势挑战还是挺大的，甚至可以说相当大。”中央派出巡视组的监督和约束，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必要的，而且，这种监督手段还被赋予更高程度的重视。
摘掉“铁帽子”，赋予新手段
这种更高程度的重视体现在了不断完善的制度上。
在运行10年之后，巡视制度迎来了重要的调整和变革，中央巡视组收缩了巡视范围，巡视重心由“相对全面”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中央巡视组组长打破终身制，由“职务”变为“任务”，由“铁帽子”而改为“一次一授权”。
“根据以往经验，反腐败者腐败怎么办？监督者不受监督怎么办？巡视组要是跟下面串通怎么办？用‘一次一授权’这个办法来解决。”李拓说，“监督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但有时人混熟了，关系拉近了，慢慢就会形成监而不督，监督也会走过场。”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现在的反腐败措施比以前更灵活、更具体、更严密了。
不仅于此，在巡视组主要负责人的选择上，也发生了变化。
10年来，巡视组组长多由具有丰富党务工作经验、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出任，且一般是正部级领导。“原来的规定是，巡视组组长一般工作到年满70岁正式退休才进行调整，而且都是从一些65岁以上的退休干部中选任，但现在担任组长的都是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例如有些是全国人大或政协的常委，尚未彻底退休。”上述纪检系统人士从此次公布的巡视组组长和副组长的名单中还发现，“组长和副组长的人选不一定是纪检、监察内部的负责人，对纪检、监察的专业性要求略有降低，这方面可以由下面的成员来弥补，但相反，其他方面的要求更高了，例如，这些人一定要是原则性比较强、素质过硬的领导干部，要能够超越地区和部门系统的利益以及牵绊。”
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对象主要是省部级领导干部。此次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
在李拓看来，省部级官员位高权重，掌握那么多权力，其财产状况，家庭成员的情况，有多少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等等，巡视组对这方面的线索掌握恐怕是必须的。
“中央巡视组的影响力和威慑力明显增大了，虽然明确的权力不一定增大。” 上述纪检系统人士分析，“中央巡视组每到一个地方，把能公开东西的通过媒体都公开，例如，地址、电话、信箱，公开听取大家的意见，这样无形中也增大了威慑力。原来可能做得不一定到位。”
从以往的巡视成果看，揪出副部级甚至部级领导的大案并不罕见。上述人士预计，此次巡视的成效也会较为明显。“一方面，从数量上，这一次派出的巡视组很多；另一方面，以一个更加开放的态度应对民意，广泛征求意见，线索的掌握肯定也更多。”
李拓认为，“难度还是很大。‘老虎’和‘苍蝇’，大腐败和小腐败，有时盘根错节，形成利益联盟，不容易撼动。当然，若真能揭露出一批涉及‘老虎’的大案要案，也不怕，共产党有这个承受能力。”
“现在刚刚拉开序幕。”李拓说，这一届领导集体任期之内，一定要在腐败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解决的力度必须加大，才能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当然，长期还要依靠制度和法制的完善。”
巡视组揪出的部分高官
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
2004年，巡视组在山西掌握了侯伍杰的腐败线索。2006年9月18日, 侯伍杰因受贿罪获刑有期徒刑11年。
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
2004年，部巡视组将群众反映的徐国健贪腐线索向中央作出了汇报。2006年1月24日，徐国健因受贿641万元买官卖官案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
2005年8月，中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在天津掌握了李宝金贪腐问题的线索。2007年12月19日，李宝金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
根据举报和巡视组发现的线索，何闽旭于2006年6月被中纪委“双规”。2007年，何闽旭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
2006年，根据前一年巡视组在沪巡视期间获得的线索，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陈良宇案由此被牵出。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
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2006年，中纪委根据举报和巡视组发现的线索，对杜世成违反党纪问题进行核查。2008年，杜世成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
2009年，巡视组在贵州发现黄瑶涉嫌严重违纪、收受下属官员财物及生活腐化、包养情妇等问题。2010年12月9日，黄瑶因受贿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
2009年，巡视组在辽宁发现宋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线索。2011年1月30日，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