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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2011年以来，针对中国湿地保护不容乐观的现状，《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团队深入四川、湖北、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对当地的湿地及水资源进行实地调查采访，此后刊发的系列报道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
2013年，我们再次出发，沿古丝绸之路南段，深入甘肃、四川及青藏高原东北部，对坐落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高原湿地群进行实地采访，深入了解“黄河最大天然水库”的“三害”困局，探寻湿地保护与生态补偿机制的解决之道。
在一些自然保护和湿地专家眼里，甘肃玛曲湿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湿地，没有之一。然而，草场沙化、过度放牧、高原鼠兔灾害——这“三害”正在对这片原始而神秘的湿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高原湿地到底有多美？“三害”问题如何化解？如何对高原湿地进行生态补偿？6月7日，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随湿地国际组织中国办事处的专家们，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
发现“黄河最大天然水库”
高原反应、六月暴雪、人迹罕至、沼泽、低垂的云、牦牛群……所有与探险、“远方”有关的元素都凑齐了。6月8日下午，阴云密布。站在高原的旷野上，记者被眼前的景致所震撼。
玛曲，藏语的意思是“黄河”。亿万年经流不息的母亲河进入甘肃后，忽然拐了个弯，一头扎进玛曲，形成了秀美绝伦的“天下黄河九曲十八湾”的“首曲”景观。流淌在玛曲的黄河，流势平缓，支流众多，造就了玛曲景色秀美的峡谷、森林、草原、湖泊、溶洞、温泉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据甘肃省林业厅动管局湿地科科长陶冶介绍，上世纪末，由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专家组，在若尔盖项目区考察调研，途经玛曲时，惊讶于该区域湿地的原始及保存完整，遂提议我国将甘南辖区的两块湿地整体纳入若尔盖项目区，因此，若尔盖项目区，即“若尔盖湿地群”，事实上包括了四川省的若尔盖湿地保护区、日干乔保护区和甘肃省的黄河首曲保护区及尕海则岔保护区4块湿地。
同行的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告诉记者，玛曲湿地保护区总面积20多万公顷，保护区内泥炭储量丰富，达16亿立方米。再加上玛曲县境内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和沼泽湿地，构成黄河上游完整的水源体系。黄河，在玛曲流段达433公里，径流量占黄河源区总径流量184.13亿立方米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和“中华水塔”，是维系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
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官员，同时也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王蕾从科技层面向记者阐述了玛曲湿地的价值：“玛曲湿地的泥炭层有数十米之厚，有力支撑了地球的天然碳排功能，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的生态保持举足轻重。玛曲湿地的天然净化功能，是一般植被系统难以相比的。”
曾多次到玛曲湿地腹地进行科考的陈克林告诉记者，“玛曲数不清的大小湖泊和沼泽，构成了黄河上游完整的水源体系，是当之无愧的‘黄河最大天然水库’”。
毫无疑问，无论就湿地生态而言，还是就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玛曲的作用和价值均举足轻重。但如今，玛曲却越来越难以承受生态退化之重。
“三害”困局
上个世纪60年代，玛曲湿地的面积是45万公顷，如今仅存不足40万公顷。湿地沙化，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储水量的减少。相比半个世纪前，玛曲一带的地下水位下降了近20米，湿地大面积干涸萎缩。这导致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锐减，野生动植物种群大量消失。据考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玛曲各类珍稀动物达230多种，但现在，仅存国家规定的保护种类140多种。
玛曲县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该县沙化土地面积达80万亩，其中沙丘面积10.5万亩，沙化草地面积69.5万亩。玛曲草原每年增加沙丘面积达3000多亩，黄河沿岸已经出现220公里的沙化带，占县境内黄河总长的50%。
草地大面积退化、沙化，昔日水草丰美的甘南草原出现了片片黄沙和黑土滩，使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该区域植被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湿地、草地、森林等植被覆盖逐渐减少，加剧了该区域的风沙侵蚀和水土流失，水资源涵养功能急剧减弱，给黄河补给的水资源大量减少，导致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旱涝灾害频繁、河水频繁断流。
超载过牧和啮齿类动物危害草原植被是沙化的重要的原因。
6月9日，采访车队向位于玛曲县的尕海湖进发。一路上，记者发现，在空旷的湿地草场上，经常会出现一种类似树干的木桩，木桩的顶部，是一个貌似博士帽的横板。甘肃省林业厅动管局党委书记杨宇翔告诉记者，这种装置叫“招鹰架”，是高原灭鼠的一种传统方式。
当地林业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成年鼠兔（没有尾巴，习性如鼠，形似兔，故名鼠兔）的体长，一般在15厘米左右，妊娠期约23～24天，每窝产仔5～10只，繁殖力惊人，“高原鼠兔主要吃牧草的芽、叶、茎、花、种子及根，我们曾做过研究，一般一只鼠兔平均每天能吃鲜草80克。”
“鼠害严重，而鹰是高原鼠兔的天敌，为了方便鹰消灭老鼠，保护区特地为鹰搭建了休息和‘观察敌情’的‘哨卡’。”杨书记表示，这种方法不能彻底解决鼠害，但却是最环保、成本最低的方式。除了传统的“招鹰架”，甘肃省更是组成无数支灭鼠小分队，常年深赴湿地草场，展开人工灭鼠工作。
在陈克林看来，玛曲湿地之所以沙化严重、湿地面积逐年缩小，除了“天灾”，还有“人祸”。“经过多方调研、求证，我们发现，近10年来，玛曲湿地的平均降水量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但沙化现象却愈演愈烈。湿地草场的退化，和过度放牧有直接原因，牛羊多了，草就少了，鼠害就严重了，沙化加剧了，沼泽就消失了……恶性循环。”
湿地、草原、牛羊、牧民是草原上的生物链。玛曲县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县，人口3.7万。自汉代以来，玛曲草原就以“羌中畜牧甲天下”而著称。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亚洲第一天然优质牧场”已今非昔比。
如今的玛曲湿地明显更加“硬朗”，沼泽低湿草甸植被逐渐向中旱生高原植被演变，生态环境变得十分脆弱。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过度放牧、森林采伐等生产经营活动，又大大加剧了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进程。
藏民族一直视牛羊的多少为财产的象征，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按照目前现有的草场面积，玛曲县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已经超出两倍多。
陈克林告诉记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政府为了扩大畜牧业生产，对若尔盖高原泥炭沼泽实施大量排水作业，排水增加了植被生产力，扩大了草场，使牦牛和羊的数量成倍增长，使得若尔盖地区（包括四川红原、若尔盖，甘肃玛曲、碌曲）的牛羊总数已约在400万头（只）羊单位，大大超出承载牲畜的数量。
王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牧民想要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就要多开牧场多养牛羊；地方政府想拉动GDP，就要招商引资，这其中，每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划，都离不开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和景观用水，“老少边穷地区一样有追求自己的幸福感和中国梦的权利，在他们为大家守护一捧净水的同时，我们难道不能想想如何补偿和反哺这些淳朴的同胞吗？”王蕾认为，湿地生态补偿应该由国家主导，而不是地方政府“自己补自己”。
湿地补偿难在哪儿？
无论从自然资产价值还是国家生态安全角度，若尔盖湿地群在我国生态屏障的构建格局中都应受到重点保护。但是，当生态保护和发展经济相冲突的时候，在这里生活的牧民不得不部分出让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
据悉，若尔盖湿地群的土地已经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按户分给当地牧民，除了花湖、尕海通过土地置换等方式解决了土地权属问题，其他如玛曲、碌曲、红原等湿地每一寸都有自己的主人，是牧民主要的生产资料，其中亦包括面积16.7万公顷的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整个若尔盖湿地群，户均拥有土地1000多亩牧场的牧民，近年来收入已有大幅提高，人均纯收入在4700元以上，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等各种原因，牧区除牛羊肉以外的各种物资都要依赖外部供给，因此与偏高的消费水平相比，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显著。
记者深入牧民家中走访了解到，这里还存在生活条件艰苦、人畜共患病突出、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有些牧民的儿女仅仅只是小学毕业。当然，部分收入中上的牧民家庭，户均收入已经可以达到30万元以上。
为了保护湿地资源，禁牧还草、移植当地树苗、补播沙生草种、施肥、灭鼠灭虫等措施近年来一直在当地实行，但玛曲林业部门的负责人表示，治理高寒沙化草场没有现成的治理模式，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沙化草场的试验工作，此项工作技术难度大、费用高达3000元/亩。
“禁牧的补偿资金目前只有草原这部分，湿地的还没有，治理的这笔资金又如何保证？”当地管理部门如是表示。
受项目支持乏力、资金投入不足的制约，目前甘南州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仍显乏力和滞后。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国家的投入就一分钱也没有。“黄河首曲湿地没有国家的补偿，尕海因为是国家级保护区就有。”
既然牧民们要为保护湿地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他们的生活就要政府管，这是我们入户采访时牧民们明确表示的愿望。陈克林表示，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的红利大部分上缴了国家，建议中央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为江河源头提供生态补偿或补助。
王蕾建议，“无论是移民转产，还是减畜发展替代生计，至少要保障这部分牧民维持当地当年的人均年收入，生活水平不能倒退甚至必须得到改善提高。”
“既要建设保护区扩大湿地面积，又要保持水土减少载畜，同时人口数量还在增长，这实质上是湿地保护中与当地居民争夺土地的经典矛盾。因此，单位土地面积上如何获取更高的附加值才是我们应该寻求的正解。”王蕾表示，毫无疑问，谁保护了湿地，提供了生态服务就补给谁。
“湿地保护呼吁长效生态补偿机制”
——专访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
6万~ 8万名牧民，是若尔盖湿地群牧民的总数，他们的生活状态，直接影响着占中国总人口12%的黄河流域人口的生活质量。
在陈克林看来，有利于促进湿地保护和恢复的政策不到位，是湿地不断被人为干扰且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即便是国家出资让8万牧民禁牧并不降低其原有生活水平，这笔花费与这里的生态对中国的影响相比，微乎其微。”
在陈克林的理想状态下，若尔盖湿地群的牛羊总量和牧民人数最好减少一半。当然，这并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如何更好地对湿地进行生态补偿，是解决湿地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
国家完全有能力划拨更多资金用于湿地生态补偿
《中国经济周刊》：我国目前对生态有很多补偿措施，比如天保工程、草原生态补偿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针对湿地的生态补偿还没有先例。对此您怎么看？
陈克林：2009年以来，国家财政已经先后安排5期湿地保护补助资金，全国累计下达补助资金近10.0亿元，补助项目范围主要包括湿地恢复、清淤、生态补水、湿地监控和管护等，但主要内容是对湿地生态系统自身的补偿，主要目的是恢复和改善湿地生态功能，增强湿地保护管理机构的工作能力。
尽管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都实施了一些湿地保护补助政策，但与长效可持续的生态补偿机制还有很大的差距，补助的范围和依据不清晰，标准严重偏低。同时，就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参与共管建设等方面没有安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甚至保护区内牧民群众因保护与恢复湿地造成生产生活经济损失等影响并未给予补贴，已经影响到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对湿地的生态补偿必须尽快提到日程。
《中国经济周刊》：您觉得补偿资金应该由谁支付？我们是否已经具备相应的财政支撑能力？
陈克林：从国内外有关实践来看，湿地生态受益补偿的主体都应当是政府为主，补偿方式也应是公共支付为主，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公共财政资源。
近10年间，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增长了近6倍，而国家对若尔盖湿地群的总投入与过去相比，虽有增加，但远未达到需要的数额。这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从目前国家的财政能力以及国家对环保投入的资金规模来看，完全有能力划拨出更多资金用于湿地生态补偿的投入，为湿地保护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
应给利益相关者特别生态补偿
《中国经济周刊》：湿地生态补偿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再分配，补给谁、补多少、怎么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此，您有何建议？
陈克林：虽然我国政府还未就湿地生态补偿出台相关政策，各级政府应当承担的具体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湿地生态受益补偿的主体可以在后续政策和立法中明确为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市（县）政府由于自身财力状况不好，可量力进行配套并决定对本辖区内的湿地进行补偿。关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补偿范围，则可以依据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原则，以及湿地生态地位重要性进行区分。中央财政的补偿范围为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以及其他认定为重要意义的湿地；省财政的补偿范围为省级湿地保护区及其他认定为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湿地。另外，对当地牧民的资金补偿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建议在今后的调整中提高补助资金使用范围的灵活性，只规定资金用于湿地生态系统自身和利益相关者补偿的框架范围和监管程序、制度，具体使用安排由各保护管理单位根据管理湿地面临威胁和压力的实际情况、轻重缓急按照规范程序和制度灵活使用。尤其是对保护区周边的利益相关者给予特别生态补偿。只有这样，湿地保护工作才能真正有效落到实处。
由受益者作为补偿的主体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例如电力、供水、旅游等部门。另外，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主要干扰活动主体也是明确的，应该让其为自己损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行为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再者，随着社会湿地保护意识的提高，应该让有利于湿地保护的行为能获得一定的直接回报。还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寻找国际国内碳汇市场。市场化补偿既能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湿地保护中的各种利益行为作用，使得各种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实现生态环境的价值，也能增加湿地生态建设的融资渠道，促进湿地生态建设补偿的产业化发展。
减少草场载畜量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周刊》：您对若尔盖湿地群的保护有何建议？
陈克林：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草场载畜量。
一、牛羊总量减少一半，最多不超过200万头（只）羊单位。采用冬季暖棚保暖措施，使得牲畜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个体的体重因有效保暖而增肥，增加经济收入。
二、增加牲畜围栏（暖棚）建设，降低牲畜冬季死亡率。根据季节变化，适当延长牲畜在围栏饲养的时间，以达到草场牧草的充分生长。
三、牧民人数也相应减少一半。剩余的牧民劳动力，可采取转换生产和经营方式，提高经济收入；可通过专门技术培训，开展生态旅游业；还可以被当地政府或自然保护区吸纳为管护人员。
四、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把自然保护区内关键地区草地的使用权从牧民手中收回，归国家所有，按相关规定一次性补偿牧民，从根本上解决自然保护区因土地使用权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