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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市长刘悦伦:

大部制改革不怕“割肉”,最怕“翻烧饼”

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邹锡兰 | 北京报道 《 中国经济周刊 》(

    3月14日,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市长刘悦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从顺德模式、佛山经验,剖析中央此轮大部制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有哪些亮点?

    刘悦伦:亮点一,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当中,更加突出了职能转变,而不是突出机构。

    这段时间,媒体关注的焦点一直集中在机构改革上,例如,撤并哪些部门,新设哪些部门,相比之下,对政府的职能转变关注较少。但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如何顺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如何更好地顺应企业发展的要求,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更加公开、透明、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这个方案突出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使大部制的机构改革服从于职能转变,而不是将重点放在机构的撤并上。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历史上的行政体制改革进入了误区,光突出了机构改革本身而没有注重行政体制。若没有考虑清楚哪些职能该转,哪些职能该放,哪些职能该取消,早晚有一天这个机构又会恢复原样。行政管理学上有一个帕金森定律,说的就是行政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过程。这个方案没有纠缠于机构改革,这是一个亮点。

    亮点二是放权,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

    向地方放权正是地方政府一直以来的呼吁。一些项目,明明通过了规划,符合规划要求,也不涉及到跨区域的协调,又不用中央政府花一分钱,为什么还要拿到中央政府来审批?大家对这个事情想不清楚。这次就把这些项目审批权向地方政府下放。

    亮点三是整合权利和整合资源。

    过去我们管理上会出现一些碎片化的现象,碎片化容易导致重复,也容易出现盲点和漏洞。例如,食品药品的监管,过去由食品药品监督局、卫生局、质监局、工商局等多个部门同时在管,分别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销售领域各管一套,这就是碎片化管理的典型。但恰恰,食品药品需要的是系统化的监管,覆盖到每一个环节。现在整合职能,成立了统一的监管机构是正确的方向。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整合是各种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整合,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佛山过去也在整合,但整合得不彻底。现在如果能够把它整合成一个交易平台是好事。

    亮点四:中央这次总算决定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

    各个省和地方政府都在向中央反映,过去专项转移支付太多,一般性转移支付太少。如果按照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的要求,地方必须要配套,但实际上地方并没有那么多钱进行配套,最后这个项目做出来可能就是半吊子工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亮点五:提出减少各种评比考核和检查活动。

    我们觉得上面对我们的考核确实太多了,包括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对我们的考核,光省政府的考核就有67项,现在广东省已经压缩到了大概七八项,中央政府的考核也不少,这次提出来要减少考核评比,地方肯定欢迎。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改革能不能说尽善尽美,有哪些需要注意?

    刘悦伦:并非十全十美,国家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改革应该走群众路线,应该实行开放式的改革,避免关起门来搞改革,避免小圈子的改革,这是我们佛山的经验。佛山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开了多次座谈会争取企业和市民各方面的意见,发了700多份问卷,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改革方案。我们清理出了所有的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审批职能,根据群众意见全面彻底清理,然后,再决定进一步减政放权。

    第二,行政体制改革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涉及,那就是行政审批流程的再造,我以为这是一个缺陷。有了机构,有了职能,还必须按一定的程序去执行。过去的流程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不公开、不透明、暗箱操作。佛山现在推行网上审批,要求今年年底90%以上要实现网上审批。我们现在甚至在进行“行政终端机”的试点,市民或企业要办任何事情,都不用去现场,不用与办事员见面,直接通过终端机进行办理,这不仅大幅度地缩短了时间,而且,减少了腐败,因为你根本不需要与办事员面对面。行政审批流程的再造是一篇大文章。行政体制改革应该以行政职能的转变为核心,以机构改革为辅助,同时还应以流程再造为支撑,使得政府的行政只能转变真正实现。

    第三,我以为,大部制改革今后仍然要围绕着行政职能转变,看准了再干,循序渐进地干。我不主张部门采取很剧烈的改革重组模式。部门改革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部门改革必须围绕职能转变的核心来考虑。而且部门改革不应该反复折腾,一旦定好了,应该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期。全世界的政府部门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没有两三年就折腾一次的。我们国家的部门改革,20多年已经改了7次,相对多了一点。我建议,这次一旦稳定下来,应该相对稳定一段时间,不应该再过两三年又动。

    第四,放权以后要注意监管,现在最担心的事情不是推不推得动,不是这些部门肯不肯改,真正怕的是,改革放权之后某些方面管不住了,然后又死灰复燃。权力下放之后要注意监管,要管得住,争取不要走回头路。

    《中国经济周刊》:很多人认为,机构改革的阻力很大,往往来自于部门利益。您认为改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悦伦:大家总以为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阻力非常大的事情,理由是改革就是割自己的肉,冲破部门利益。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是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最大困难。这个困难只要中央政府下决心或者上级政府下决心,都能够推进。

    自1982年至今,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到了第7次,有哪一次推不下去?有哪一次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动荡?1998年的那一次机构改革,力度非常大,很多部门合并之后,涉及到许多人要转岗、退休或再深造培训,但最后都照样推进。如果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说不想改,把他的位置换掉,他马上就改了;如果说我这个市长不想改,省里面一定要改,我也必须要改。因此,我并不认同说部门利益是机构改革最大的阻力和障碍。

    真正的难度在于怎样把行政体制改好,把机构改好,把行政职能转变好,既放了权转变了职能同时又没乱。如果说这次没有改好,过了一段时间出现问题和漏洞,然后又“翻烧饼”,行政机构重新膨胀,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个改革就失败了。如何实现科学、合理、实事求是的改革和卓有成效的改革,这是最大的难度。

    现在看来,顺德的机构改革总体上是对路的。当然,我们回去还要对照国家的改革方案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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