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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结婚没房怎么办？
“发一套啊。我们的房子比城里便宜得多，600元一平米，还是框架结构，防震。”山西省河津市龙门村党委书记原贵生慷慨地说。
如果发现村民赌博怎么办？
“如果你来举报，奖励100万元。”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
10月底，山东临沂，在央视《对话》栏目的录制现场，一群自信、豪爽的村官格外引人注目。“第十一届全国村长论坛”正在此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村官代表汇聚一堂，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农民涌进了城市，很多农村变成了“空心村”，但有些村子成为例外：村民没有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村办企业年产值从数千万到数百亿，村庄越建越大，越建越好，越来越像城市，村民要当市民，村长想当市长。
江苏省连云港市滨海县东罾村党委书记薛正红不客气地指出，“城里人很霸气，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有些农村比城市更美，有些农民比城里人更幸福。”
“比城市更美的农村”是如何炼成的？四川省成都市宝山村党委书记贾卿向《中国经济周刊》总结道，“归结起来是‘四好’：一个好村官、一个好路子、一个好机制、一个好文化。”
“好村官”
被上级期望“要做江苏第二个吴仁宝”的薛正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东罾村从一个苏北贫困村到现在村集体结余有数千万元，她付出了血的代价。有一年，村民种植啤酒大麦，但收购时，厂家实际收购价格比原来签订的合同价每斤要低1毛多。为了保护村民利益，薛正红决定自己掏腰包，先按约定价格收购上来。村干部亲自上门收购，她连续工作了三天。第三天晚上12点多，疲惫不堪的她骑着摩托车回家，撞上了一辆大货车掉落的轮胎，鼻梁骨被当场撞断。第二天，前来医院看望的村民挤满了楼道，她收获的不仅仅是感动，更是一份信任。
“好路子”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曾经是个贫困村，村党委书记吴恩福意识到九星村地处上海市郊的绝佳地缘优势，他把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的热浪中，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放弃农业，收缩工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就村建市场，建成了上海最大的综合性交易市场，成为“中国第一市场村”。
有美国农业专家说过，中国对世界农业的贡献有二：一是杂交水稻，二是日光蔬菜大棚。而今，山东寿光三元朱村在全国各地帮扶的蔬菜大棚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捷径，但只有三元朱村党总支书记王乐义知道，当初走上这条路，有多困难。刚开始建蔬菜大棚时，有村民质问王乐义：“建一个大棚要六七千元，如果搞砸了，谁赔？”六七千元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时任寿光县委书记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部。刚开始大家认识不到位是正常的，先动员党员、干部上。”结果，全村17个党员先建了大棚，从此，大棚才在寿光遍地开了花。
“好机制”
在这些先进村，村官们大都一肩挑两职，既是村书记或者村主任，也是村办企业的董事长。他们带领全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都面临着一个困惑。“共同富裕是什么？是排排坐吃果果吗？如果那样，岂不是又回到大锅饭时代了吗？”贾卿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2002年10月，九星村发生了一起火灾，因为村里有两支消防队伍，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但现场一些村民只是观望、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让吴恩福心情沉重，决心搞机制创新，将每个村民与村集体打造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我们既要坚持共同富裕，又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贾卿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说起来，村企业是大家的，但究竟是谁的，每个人有多少并不清楚。集体经济并没有量化成每个村民的权益，产权不明晰是普遍遇到的问题。”
吴协恩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同感，“干多干少一个样，好吃懒做，那不是群众出了问题，而是机制出了问题。好机制一定是奖勤罚懒，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我们首先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将村民变成股民，使产权归属得以明晰。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个个体，把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贾卿说。
九星村改制最大的特色是“现金出，现金进”。所谓“现金出”，就是开始村里把资产量化到人，并用现金支付到人。第二步，村民根据自愿原则，用现金认购自己应得的股份。因为现金从自己的手里流进流出，让村民对村里的资产和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有了深切的体会。
“好文化”
“现在，社会正确的价值观缺失，大家都向钱看。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很有必要，但文化建设，特别是落实到基层，其实很难。”吴协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文化建设有自身的规律，需要时间的积累，不可能像经济发展那样，在短时期内创造出奇迹。华西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六爱’，即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遵纪守法是爱自己的底线。”
吴恩福也指出，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泥腿子能不能变成城里人，还在于人人有文化，人人有素质。
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村主任王文涛则把澳大利亚的见闻直接拿了回来。他到澳大利亚考察时，看到家家户户门前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箱，用来存放不同垃圾。于是，在沈泉庄村也有了一支处理垃圾的专业队伍。下一步，他们也会分类处理垃圾。文明就这样潜入了村庄发展的血脉。
村官答题
问题一：如果有年轻村民嫌干活脏乱差，整天游手好闲、打牌赌博，怎么办？
贾卿：除了用乡规民约去约束他，我们还会采取思想教育，上门送对联。上联是“戒赌禁赌自不赌”，下联是“一家和睦合家欢”，横批是“艰苦奋斗”。
吴协恩：给他办学习班。让他住在宾馆里，每天给50元钱。请一些创业前辈给他摆事实、讲道理，一般期限为一个月。如果期满思想还没转化，就再延长，直到你想通了，提出“我要去工作”才正式结束。人都是要面子的，一般不到一个月，他就会要求离开了。
问题二：在财力具备的情况下，如果要买一辆100多万的豪车，提高一下接待水平，怎么办？
王文涛：在我们村，不管大事小情，都是由村两委作决定。如果真正为老百姓做实事，为村庄发展，我相信村两委都会同意的。如果为了讲排场，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我相信他们会不同意的。
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这件事不能村官说了算，也不能村两委说了算，必须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一事一议，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这是我们的农村政策，必须要依法办事。
问题三：如果有企业要来村投资落户，按村规定每亩地租金最少为5000元，但客商提出每亩4000元。怎么办？
北京市郑各庄村党总支书记黄福水：每个村庄的发展都有个标准。1999年，全村大会表决同意授权我的权限是每亩5000元。5000元以下我可以做主，但5000元以上我就无权决定了。我们要考虑这个企业给村庄带来什么样的效益？是否拉动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必须要征求村民代表大会和村两委的意见。
贾卿：我们要对企业有更深入的了解，要了解企业的实力，分析它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如何？虽然土地租金低，但如果企业的回报高，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当然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决定。
薛正红：我们更倾向于留下企业，因为江苏省已经出台了一项地方政策，即新农村建设纯产生项目的地方提留部分全部返还给村，用于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有了这项惠村政策，在不违规用地的情况下，投资额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每亩地的税收能达到要求，为老百姓把账算得清清楚楚，他们会同意的。
伟鸿看点
城市化不一定要农民进城
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主持人 陈伟鸿
深秋的一天，当我从北京匆匆赶到山东临沂录制本期《对话》节目，入住的是华盛江泉大酒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富丽堂皇的外观：门口的大石狮、围墙上的小天使、广场上绽放水花的喷泉??不伦不类吗？他们说，这叫中西合璧。
这是由一个村——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的村办企业出资15亿兴建的。酒店设计也是出自该村创始人王廷江及其团队的大手笔。他们考察世界各地，融汇东西，便产生了“华盛江泉”。当城里人还在买一小块玉做饰品时，这个酒店大厅的地面上却铺满了货真价实的玉石。
昨天的华西村，今天的沈泉庄村，他们或许代表着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他们是否给我们提供了城市化的另类范本？
城市化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城市多了农民工，他们离土离乡到城里来打工。有的抛妻舍子，有的抛老舍幼，到年终时，如果碰到无良老板，还要去讨薪。他们参与建设了城市，却并不拥有城市。
与此同时，城市也变得不堪重负，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让农村变成空心，让城市变得堵心，这样的城市化是否可以持续？
也许，城市化并不一定要农民进城，而是建村为市，让村长变市长，让村民变市民。如果中国60多万个村庄都能建成一个个美丽的小城市，那何尝不是一幅美景呢？
（本文为当期《对话》节目录制结束后，陈伟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的内容。央视财经频道授权本刊独家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