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搞市场经济，需要一个明确的市场主体。但在农村，“村”显然不是一个符合法律权责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可能作为法人参与市场活动。那么，可以独立进行市场活动的主体只能是农民。农民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但土地在不改变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怎样由资源转化为可流通、可转移的资本，全方位地参与市场活动？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瓶颈。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城乡两元化的现状就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民和农村孕育的生产力就不可能被释放。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近年来开展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就打破了这一坚冰。
在试验区之一的郫县安德镇，我们了解到，2005年这个镇的财政收入只有500万元，去年财政收入已经达到1.3亿元，农民年均收入从4000多元提高到了近万元。不仅在郫县安德镇，在整个成都，城乡收入差距都得到了遏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成都的城乡收入差距从2002年的2.66：1，下降到2009年的2.6：1，是全国唯一在城乡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的大中型城市。城乡一体化正在改变成都的农村，让成都的农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其实，很多地方都曾经尝试过城乡一体化的改革，但是他们的改革步伐在“土地”面前停滞。而在成都，土地确定权属后，通过拍卖的方式，以每亩1000斤大米的价格流转到当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大多进入这些企业就业，老年农民和一部分妇女则受雇于企业进行农业生产。现在，当地一个农户的收入构成有三部分：一部分是在镇上打工的劳务收入，另外一部分是土地流转以后得到的租金，第三部分是成都市政府发放的一亩地400元的耕地保证金。三份收入大体形成6：3：1的结构分布，比起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前普遍上涨一倍左右。
已经持续了7年的成都城乡一体化改革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蹚水推进的全景式改革样本，破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矛盾。
成都的试验是可以复制的。成都农村具有这样的基本特点：人多地少、工业基础薄弱、没有特殊资源、完全以农业为基础进行发展，这一点和中西部农村，以及中国很多地方是相像的。
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成都的经验是，把城乡这道门打开，按照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让该流动的流动起来，在流动当中会提高资源的效率，效率提高以后，再通过一些政策、制度的变化，使得城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