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 国债恢复发行

　　我国的国债发行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50年代为一个时期，80年代以后为一个时期。50年代由国家统一发行的国债共有六次。1968年本息还清后，就不再发行国债，直到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国债年发行规模从1981年的49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7042亿元。2005年底，国债余额已超过3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7%。

　　口述者：杨怀定（杨百万）

　　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1950年生，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人称“杨百万”。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

　　国库券成就我的第一个百万

　　我觉得，与那些个体工商户起家的万元户相比，我不赚血汗钱，也不用偷税漏税，我没有原罪，我的起点比他们高，是最早进入金融市场的一批人，用‘钱生钱’的方式赚钱。

　　1981年1月16日，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然而，当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向党员和公务员摊派国库券成为最主要的募资方式。

　　1988年3月，为了遏制国库券的黑市交易，财政部提出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当年4月21日开始，上海、重庆、武汉、广州、哈尔滨、深圳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

　　而就在同年的3月28日，单位说我监守自盗（当时我是仓库管理主任），我含着眼泪毅然从上海铁合金厂辞职。虽然我那时手里还有此前帮妻子工厂推销电线慢慢积累的2万元，但未来究竟如何走还在脑子里打转。

　　那时候，我曾经想过把这2万元存到温州的银行，还专门写信去问过，当时温州的银行年利率有12%，想想一年利息就有2400元，是一年工资的几倍。很巧的是4月初，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要开放国库券买卖，凭借着读《子夜》的心得，觉得只要有交易就会有价差，就会有机会，于是放弃存银行的想法，而去买卖国库券了。

　　1988年4月21日，上海开放国库券买卖，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一早赶到西康路101号，以开盘价104元买了两万元年利率15%的三年期国库券，而当天下午发现涨到112元了，我害怕跌赶紧把手上所有的国库券卖了。这一次买卖交易赚了800元，这相当于我在工厂一年的工资。自此以后，如法炮制，一发不可收拾。

　　可以说，开展国库券异地买卖，我是第一人。由于当时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库券市场，也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试点城市的银行为了周转资金，往往会出现低于面值（100元）出售国库券的现象，从而不同城市之间国库券出现了套利空间。

　　最初，我主要是在合肥、上海之间坐88次火车往返，至少有几十次，从最初的2万元起家，在复利效应之下，两个月就赚到了10万，加之亲戚借钱使得本金不断扩大，短短时间，我已经有百万家产，那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叫我“杨百万”。从第一批7个试点城市到第二批54个试点城市，我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最远去过新疆、黑龙江。

　　1988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曾在一个文件上对我这一类人有过这样的批示：“杨百万搞得比证券公司还好，查一查我们制度上有什么漏洞。”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害怕的，我还主动去税务局想要纳税，税务局说国库券收益是不纳税的。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从一本书上看到，时任国务委员、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曾表示：“杨百万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高层的认可也使得我不仅成为民间追捧的对象，更成为政府认可的典型。现在想来，我能在国库券买卖、股票买卖上成功获利，也是在帮国库券、股票市场扩大了影响。

　　回顾这段国库券买卖岁月，只想赚钱的我，不自觉地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潮流，不自觉地成为了典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谈佳隆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