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秩序正处于深度调整与结构性重构的关键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复杂演变，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推动全球资源要素配置逻辑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城市作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单元，其国际化发展已不仅是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更成为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战略支点。面对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城市亟须制定系统性、前瞻性、差异化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呈现出三大显著趋势，对城市国际化发展提出新要求。一是“多极化+区域化”并行发展。传统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挑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区域经贸协定成为规则制定新平台。全球价值链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效率并重，近岸外包、友岸外包趋势逐渐显现。这要求城市不仅要“走出去”，更要“精准对接”，主动融入区域合作网络，在区域合作中抢占节点位置。二是规则竞争向高标准演进。环境、数据流动、国有企业等“边境后”议题日益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数字服务税等新型规制工具不断涌现，对城市产业体系的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形成倒逼压力。城市必须提升制度型开放能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接轨。三是创新要素全球流动加速。科技革命催生新质生产力，人才、技术、数据等高端要素成为全球争夺焦点。国际创新中心不再局限于传统全球城市，一批新兴城市可以凭借创新生态和应用场景实现“弯道超车”。城市国际化发展不再仅靠招商引资，更需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

　　近年来，我国部分中心城市在国际化进程中取得显著进展，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在全球城市排名中持续上升，国际航班通达性、外资企业数量、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国际会议举办频次等指标不断优化。多个城市出台专项国际化发展行动计划，推动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共服务便利化、城市形象品牌化，初步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城市国际化仍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国际化水平较高，但在法律、会计、仲裁等专业服务，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国际适配性方面仍有不足；对外资、外企的吸引力较强，但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本土标准“出海”能力相对滞后；部分城市盲目追求国际大都市定位，缺乏基于自身禀赋的差异化战略，导致资源错配与竞争内耗；城市治理的国际化、法治化、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应对国际危机、处理涉外事务的能力仍需加强。

　　面对新形势，城市国际化发展应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推进、制度引领、韧性发展”原则，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一是精准定位，构建差异化国际化发展矩阵。各个城市应基于自身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文化特质和开放潜力，明确国际化发展主攻方向。可根据城市规模和特点划分四个类型，北京、上海、广州等为全球门户型城市，应聚焦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成都、武汉、西安等区域枢纽型城市，应强化对内辐射、对外链接功能，建设次区域合作中心；苏州、宁波、青岛等专业引领型城市，应依托先进制造业或特色产业，打造国际产业合作标杆；昆明、乌鲁木齐、海口等特色开放型城市，可依托边境区位或生态资源，发展跨境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等特色国际化路径。二是以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重点在数据流动、绿色标准、知识产权等领域主动对接CPTPP、DEPA等高规格国际经贸规则，有条件的城市可以探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与仲裁中心，提升跨境争议解决能力，并在自贸区、自贸港等平台推行“沙盒监管”“负面清单+正面引导”机制，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向“全球通办”转变，为外籍人才与外资企业提供集成化服务。三是实施全球创新网络嵌入战略，提升城市创新策源功能。鼓励城市与国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支持本土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实现“研发—中试—产业化”全球协同。优化国际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使城市成为全球高端创新要素的汇聚地。四是通过增强城市治理韧性提升国际风险应对能力，建立经济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强化对供应链、地缘冲突与金融波动的预判应对，完善涉外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跨国协同处置能力。同时，拓展城市外交网络，深化与国际组织、友好城市等多边合作，注重精准传播城市国际形象，讲好中国城市故事，增强文化软实力。

　　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既是挑战，更是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城市应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务实的举措，主动融入全球体系，积极参与规则塑造，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国际化新路。（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