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湖北武汉江岸区，寒潮积了一夜的霜。老陈理发店的玻璃门被推开时，挂在门框上的铜铃铛“叮当”一响，寒气裹着街边面窝摊的菜籽油香涌进来。“陈师傅，搞快滴！我要当蛇年最飒的老头子！”60岁的孙爹爹跺着脚上的霜水，军大衣领子上还粘着夜班的棉絮。

　　“您家先坐，莫慌莫慌！”陈汉生——店主老陈把盛着热茶的搪瓷缸推到一边，电推子“嗡嗡”响起的刹那，顾客们呼出的白气在镜子上凝成薄雾。墙上褪了色的价目表上，“剪发15元”几个字像块停摆的老怀表——这是武汉三镇最后几家坚持不涨价的理发店之一。

　　老陈的武汉牌铸铁理发椅用了快40年，扶手被磨得锃亮。上世纪90年代国营理发店改制时，街坊们堵在门口喊：“陈师傅莫关门啊，王太婆拄拐都要来剪‘辞年头’！”老陈从抽屉里摸出一本泛黄的记账簿，某页歪扭字迹写着“欠3元，来年补”——那是2008年雪灾时，农民工老周留下的。“后来他背着一麻袋红菜薹来还账，说在工地升了组长。”老陈说。

　　“现在年轻人用快剪，要15分钟就搞完哒！”老陈给推子抹了滴缝纫机油，“我这把老骨头搞不来，老街坊就爱这慢功夫。”他给孙爹爹剪发时，梳子总在耳后多停3秒，“他右耳背，得贴着剪才不吓着他。”镜前的铁皮盒里，堆着五角、一元的硬币，偶尔夹着颗水果糖——那是接孙子的婆婆们塞的“甜头”。

　　午后，外卖箱挤满了长椅。95后骑手小李摘下结霜的头盔：“陈伯，修个精神点的！过年要见女方家长咧！”

　　“要得！保证你丈母娘说‘这个伢蛮灵醒’。”老陈笑着抖开围布。推子游走时，小伙的手机在兜里震个不停。“莫动莫动！”老陈按住他肩膀，“上次那个伢接单，我一推子下去，后脑勺缺个角……”

　　玻璃窗上的“福”字映着往来行人的身影。穿汉服的姑娘来修刘海，工地安全员要剃“见老板专用头”，戴助听器的婆婆每年只这天来烫发……老陈的儿子寄来智能理发器，老陈摆摆手：“机器晓得么样刮‘老人旋’？上次给吴老板修面，他鼾打得比推子声还响！”

　　电推子再次响起时，阳光恰好掠过“15元理发”的招牌。排队的人群中，几个年轻人举起手机——这间冒着热气的时光博物馆，正在记录新的年轮。

　　暮色渐深，卷闸门拉下一半。老陈给推子消着毒：“又是一年新的开始。”忽然有人拍门：“师傅等等！赶火车……”

　　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拖着行李箱冲进来，发梢滴着的不知是霜水还是汗水。老陈拧开热毛巾：“莫急，给你理个‘一帆风顺’。”

　　墙上的老挂钟敲响十下时，男孩付钱后塞来一袋孝感麻糖。老陈追出去，只见雪地上两行脚印通向远方，社区悬挂的红灯笼在风中摇晃，映得满地霜花如星河。

　　干活时，老陈总会提前十分钟烧热洗头水，给铸铁椅铺上棉垫；装碎发的铁皮桶每天倒三次，因为“看着清爽”；那本泛黄记账簿的最新条目，停留在2012年——“现在没人欠账啦，都好起来了！”这或许就是忙碌在人间烟火中的人们，最质朴的新年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