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第六届中国社会治理与发展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论坛发布了《2024中国社会治理与发展指数（CSGDI）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综合评估分析全国31个省份社会治理与发展水平，全面呈现各地社会治理与发展的主要成就、综合排名、问题短板，以及学术性、实践性、科学性成果。
我国社会治理
能力与水平不断提升
社会治理一头连着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冷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此背景下，《年度报告》编撰组根据2024年我国各省CSGDI指数综合得分情况，围绕党和国家社会治理与发展新理论、新政策、新部署、新要求，突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等工作重点，使用最新统计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作出相应测算。其中显示，我国31个省份平均得分为79.64分，有14个省份的CSGDI指数得分高于平均水平。
“2018—2024年，31个省份的平均指数得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年度报告》编撰组牵头人，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张成岗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称，与2023年相比，2024年，我国各地区社会治理指数得分整体略有提升，各省份逐渐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并在此基础上出台对应政策，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撑，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得到提升。
纵观各省份CSGDI指数得分，北京市获得最高分93.80分，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省份紧随其后，前13位得分均超过80分。但社会治理能力相对落后省份的分数，最低只有66.10分，其社会治理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年度报告》还从不同环节列出值得关注的要点。从政府责任看，我国各级政府责任指数普遍维持在80分以上，反映出政府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特别是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表现突出，政府责任指数位于全国前列。同时，西部一些地区也呈现出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从安全角度看，北京市以97.3分的安全指标得分位列全国第一。上海、河北、海南、黑龙江等省份紧随其后，安全指标得分均超过95分。
从民生角度看，我国民生发展存在显著的横向区域差异。上海、江苏、广东、北京、浙江等省份的民生指数位于全国前五名。
从社会参与角度看，山东、江苏、河南、四川、河北的相关指数位列全国前五。指标得分较低的区域存在参与治理机制尚不够完善、公众缺乏社会参与途径等短板。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普遍滞后于东南沿海地区。北京、浙江、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相关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综合分析，张成岗认为，在数字文明时代的全域数字化转型与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创新大环境下，各地要充分认识到数智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科技赋能“智治社会”，实现高质量治理。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积极补齐发展短板
中国城市报记者与多位专家交流了解到，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人口流动造成的管理难题，以及资源供需不平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亟待优化协同等问题。
此外，张成岗认为，新型城镇化形势与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之间的不匹配，多元主体利益诉求与相对静态的社会治理体系及结构之间的冲突，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治理体系适应性不足等问题，也应受到重视。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城市成为多元主体及其诉求与利益的交汇点，由此产生诸多矛盾，使城市环境充满挑战。”张成岗说。
面对这些挑战，各级政府都在寻求创新途径，构建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对此，张成岗建议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推进：
首先是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的理论原创性探索与创新。要深入理解社会治理问题、前沿动态、矛盾及挑战，就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清晰阐述。当前学术界在社会治理领域仍存在诸多未被解决的基本问题，且常沿用传统方法，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要警惕过度依赖西方话语体系，以免在解决中国问题时产生不匹配的情况。
其次，加大社会治理技术的研发力度。许多问题的解决需依赖智慧治理与场景治理，通过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率与精准度。
最后，推动制度性创新。要从上层结构进行战略规划，促使从政府到社会各层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改革。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人才培养亦是重点。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在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培养人才和开展科研同样重要，因为教育与科研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应该注意，社会治理方面的人才必须掌握扎实的科学知识和创新思维，要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以应对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挑战。
郑泉水还认为，面对庞大的治理体系，政府多部门需要加强协同合作。因为一些社会问题具备综合性，非跨部门联合行动难以有效解决。
借鉴传染病防控思路
对抗“信息流行病”
“信息流行病”一词最早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被提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流行病”成为社会治理的新挑战。虚假信息、谣言、低俗内容等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严重污染了网络空间，误导了公众认知。多位专家认为，这种信息乱象不仅破坏了社会信任体系，还加剧了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高福表示，对抗“信息流行病”作为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新课题，多地政府已开始重点关注并采取行动。但涉及某些关键信息、热点信息的传播，政府不能简单地采取强制性的管控措施。而需谨慎对待，深入思考解决对策，比如借鉴传染病防控的思路，以科学的方法应对“信息流行病”。
高福认为，科普工作对预防“信息流行病”非常重要。各地政府要鼓励权威学者、专家普及科学知识。学者、专家则应勇于发声，不畏惧可能出现的批评或误解。科学之所以有时易被误解，是因为新知识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政府部门开展社会层面的‘信息流行病’治理要像大禹治水，过程既要体现韧性又要保持刚性。但是刚性不能过强，否则可能会给一些基层管理者提供不作为的借口。”高福说。
在技术层面应怎样有效解决“信息流行病”等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对此，张成岗说：“不能将技术与社会、伦理和治理割裂开来，而是要实现它们之间的互相嵌入。这意味着，在技术研发的初期，就要考虑其综合影响，提前进行规划和调整，并构建框架。通过前瞻性的治理方式，我们可以避免反馈式治理所带来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