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明确“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开展‘人工智能+’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工作任务及部署。
围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多地多部门正积极推进落实,深入谋划相关政策举措。
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
部委层面积极响应——
科技部提出,超前布局一批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确保已启动重大专项高质量如期完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加强科技研发部署,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培育未来产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则明确,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启动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优化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中试验证平台建设布局,完善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
地方层面动作频频——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于12月18日张榜公布了2024年度山西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揭榜挂帅”(第二批)项目,面向国内外广泛征集优秀科研团队揭榜挂帅攻关。据悉,此批项目共有9项,其中企业重大技术攻关类7项,重大基础前沿与民生公益类2项。
就在同一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举行“共赢浦东 共创未来 浦东新区重大产业及配套项目开工仪式”,再次推动10个重大科技产业及40个配套项目实现开工,总投资额达114亿元。
如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建议,地方政府应建立工作组织领导机制和责任落实机制,出台指导性文件和配套支持政策。同时,深挖本地特色产业,力争实现场景“应开尽开、应放尽放”,为企业参与提供必要的共性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
“此外,地方政府还应营造包容创新、审慎监管的氛围,探索柔性监管、负面清单等新型监管制度,营造支持应用场景开放、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宋向清说。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已经超过4500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接近5800亿元。人工智能与其他战略性产业紧密耦合,已成为牵引产业升级的原动力、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
宋向清认为,人工智能是未来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平台,在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巨大、潜力巨大。其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强大的“头雁效应”,能够带动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有效促进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持续提速,有力推动了降本增效和转型升级发展。
在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看来,部署“人工智能+”行动,意味着我国将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其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与活力。
“推进‘人工智能+’行动需要关注五大问题。”宋向清认为,一是突破技术瓶颈,强化AI算法的可解释性;二是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和经验;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突围,特别是在无人机、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领域打造全球领军企业和品牌;五是完善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生态。
宋向清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加强相关领域基础研究,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结合地方产业特色,运用AI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拓展AI应用场景,如智慧城市、智能政务服务、自动驾驶等;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创新型人才;推动智能产品研发,打造AI产业集群创新高地;开展AI创新应用试点示范;加强AI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地方政府应当如何破题?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包括北京、深圳在内的多个城市进行了有益探索。
今年7月,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计划(2024—2025年)》,从标杆应用、示范应用、商业应用三个维度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构建大模型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景图。
近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在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方面提出了发放“模型券”、支持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加速开放政务应用场景、支持人工智能产品应用、支持人工智能软件首版次应用等5大举措,全面推进To G、To B、To C场景应用,以实现“场景应用最开放”。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事实上,这并非“内卷式”竞争首次出现在中央会议中。今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刘向东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是常态,“内卷式”竞争则是非常态。保持行业良性健康发展,需要疏堵结合,优化创新市场监管方式,促使市场机制既得到充分发挥,又不陷入不合理的双输博弈困境之中。
在刘向东看来,对于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内卷式”竞争需要规范整治,既要管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要引导行业加强自律管理,规范企业不良竞争行为,营造透明公正可预期的公平竞争环境。
谈及“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宋向清认为,容易引发价格战,缩减行业利润空间;资源配置低效,形式重于实质的投入普遍,如过度包装、虚假营销等;过于关注短期表现,忽视长期竞争力的培养,致使技术停滞、市场疲软;资本和劳动力长期滞留低效产业,制约高附加值产业发展……长此以往,经济环境受损,行业垄断风险加剧。
“‘内卷式’竞争表现形式很多,每一种形式都会对经济和市场造成危害,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管来综合整治。”宋向清说。
如何整治“内卷式”竞争?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建议,提高技术标准,严控新增产能。具体而言,首先要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提高生产、技术、安全、能耗、环保、质量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水平;其次要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
此外,罗志恒建议,规范管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转变地方政府职能,防止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政策的“逐底竞争”,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不少地方主动求新求变,破解“内卷式”竞争。
以招商引资为例,浙江省实施“投资浙里”基金招商伙伴专项行动,建立省商务厅+省金融控股公司+100家股权投资机构的“1+1+100”基金招商伙伴体系,开展基金招商。该方式更好地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促进产业和资本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