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不绝。这种内在的凝聚力在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独一份的，其原因在哪？

　　让我们一起追本溯源，从考古学的视角，看看中华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并了解、把握文明初创的结构特征。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长期致力于从考古学的视角阐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其新作《中华文明格局的起源》（副标题：考古学的视角）仍然贯彻此宗旨。

　　陈胜前的著作，比如《中华文化基因的起源》《思考考古》，包括本书在内，都着重讨论了考古学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向读者们强调一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遗存，考古学研究提供的是一个维度的真实（通过实物遗存研究实现的），并不以是否符合文献记载或者某个理论模型为目的。

　　普通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基本来源于文字的记载。但我们往往忽视了，相对于地球五十亿年的自然史，相对于人类百万年的进化史，文明只有一万多年的时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只有短短的五六千年。文字记录的历史很可能经历了多次的删改，有关早期文明的历史文献更是往往带有传说的性质，可能存在移花接木的情况；若想拨云见雾，必须向着那些不能说话的“旧物堆”里去翻查，依靠新的考古发现与科技手段，然后才是与文献历史的印证，重新建立一种合理的基于实物遗存分析的历史真实。

　　所以，陈胜前不断强调这一点。这是理解考古学、理解历史、理解中华文明的基本前提。

　　陈胜前提出，中国同时有两大重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北方以粟、黍种植为中心的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农业。两地农业起源时间差不多，都有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遗址，显示出各自独立的文化发展序列。南北互补，互为缓冲，这对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南方这个巨大的缓冲地带是重要原因。

　　除了理论综述和学术观点的争锋，书中还有很多对具体考古发现的阐述，可以与陈胜前所主张的论点相互印证。比如良渚模式、红山模式、石家河模式、中原模式、南佐模式等等。在这些遗址的发掘中，陈胜前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共性——大量玉器。辽西、中原、长江中下游……遍布全国各地的遗址以及玉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人对玉的喜爱由来已久。陈胜前认为，对玉的喜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他将玉石看做中国文化精神的物化表现形式，玉石寓意着刚健、仁爱、中和、和平等。

　　陈胜前认为，中华文明是融合而成的。这个融合既具有长期的发展过程，也具有短时间的事件性表现。当融合早就是中华文明的习惯性特征，并且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结构特点，那么在后来的历史阶段，融合就必定是首选的文化应对策略（尽管不是唯一的文化应对策略）。二里头文化就是大融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大扩散的开端。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的成果，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可以归纳为：万年前奠基，八千年前起步，六千年前加速，五千年前进入。这就是我们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

　　从大分化、大融合，再到大扩散，陈胜前认为，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完成的标志就是夏王朝的建立。究竟有没有夏朝呢？学界迄今仍然没有公认的答案。陈胜前坚持“有”的立场。陈胜前所提供的根据，首先是典籍出现的“禹会诸侯”的记载，然后是安徽怀远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他认为，这与文献所载的商汤灭夏能够对得上。陈胜前引用了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的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一至四期就是夏文化。在陈胜前看来，尽管夏王朝的兴起可能与古史传说有较大出入，但是，关于夏王朝的古史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契合是我们相信夏王朝存在的基础。

　　这部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论证了考古学的价值，同时点明了一些仍需商榷的问题。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也是考古学赋予我们看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吧。诚如陈胜前所说：“面对种种争议，考古学其实波澜不惊，因为实物遗存就在那里。”历史沉默不言，像一个透明的谜团，但是，人们一直在尝试靠近它、了解它、读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