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了“北京这座伟大城市的深刻转型”“新时代首都发展”“进一步降低‘四个密度’”等内容。在新的征程上，实现新时代首都发展任务，就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首都更新提升，实现首都华丽蜕变。

　　高密度地区作为北京城市人口和资源最集聚的区域，治理难度最大，也最能反映首都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北京高密度建成区集中于朝阳CBD地区、八大院校围绕的五道口地区、首都功能核心区等，是落实“新时代首都发展”“降低‘四个密度’”的主要空间，也是解决首都城市容性问题，避免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和大量排放，进一步巩固和推进首都减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实践表明，高密度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发展优势。第一，集约是首都减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高密度地区交通、住宅、产业功能混合而兼容、紧凑而集约，呈现垂直竖向的立体化发展态势或混合的用地布局，符合“精明增长”或“集约发展”理念。随着新发展理念贯穿于首都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阶段性、粗放式大开发成为过去，首都必须转向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高密度地区将成为首都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也将使首都城市品质与效率进一步提升。第二，高密度地区是首都实现产业升级的战略要地。以首都功能核心区为例，其土地利用效率高，地区内公共交通覆盖面广、放射范围大，是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和骨架。地区内更容易将人、财、物等基础要素集聚提升为高端要素，在短期内实现要素禀赋的升级变化，进一步降低“四个密度”。第三，高密度地区是首都深化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密度地区人口大量汇聚和交往，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对首都文化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高密度地区也体现出首都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兼收并蓄的生活样态，不仅是首都文化创意的动力和源泉，更是首都四个中心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

　　实现首都高密度地区更新提升必须明确三个目标定位。一是更新提升要始终围绕首都核心功能。《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各类区域要集约、差异发展，同时也要联动、协调发展。北京要实现“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高密度地区更新提升就要服务于“四个中心”，为“四个中心”建设腾出空间、换来产业。二是更新提升要在更高水平上增进民生福祉。高密度地区人员密集，普惠托育服务和公办学位不足、医疗服务不便、房价居高不下、适老设施不足、无障碍环境不完善等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增进高密度地区的民生福祉关键在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提升品质，要从人民的生活品质出发来考量，紧紧围绕首都核心功能，推动公共服务充分、有效、高质量供给。三是更新提升要体现首都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首都高密度地区的城市现代化治理主要体现在“精细化”上，要推动重点功能区规划、专项规划与街区控规有机融合，做好高密度地区公共空间环境建设和设计，探索有效的基层治理机制。通过像绣花一样的精细化管理，使高密度地区宜居、宜业、宜心。

　　实现首都高密度地区更新提升要有以下三个思路。一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密度地区分属于首都不同区域，应依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及功能施策发展。二是优化空间功能，从“大而全”转向“密而精”。高密度地区资源要素集中，城市功能混合兼容、紧凑集约，具有混合的用地布局，这是高密度地区具有虹吸效应的关键。但随着新发展理念贯穿首都发展的全过程，高密度地区必须走出一条高效益、融合性的新路，即主动服务首都核心功能，高质量、内涵性、集约化发展。为了更好服务首都核心功能，高密度地区必须去粗取精，腾笼换鸟，腾出低效，换出品质。这就要求开笼放鸟的同时，依靠创新形成“高精尖”产业集群，实现老笼翻新，帮助老鸟涅槃，培育新鸟倚枝，栽植梧桐栖凤，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为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三是以绿色发展解决高密度地区的“大城市病”。高密度地区是解决城市容性问题的途径，避免了“摊大饼”、高消耗，但同时“大城市病”在高密度地区尤为凸显，如交通堵塞、公共空间狭小、停车困难等。解决高密度地区“大城市病”问题首先要打通绿色交通“微循环”。高密度地区人流量大，应倡导公共交通与慢行交通，提倡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更新地区内基础设施，增设公共交通站点，加开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现有交通布局。其次，要在空间上打造“微中心”。高密度地区要打造生态环境一流、公共服务配套、交通便捷、生活便利的“微中心”，就要对自身条件进行全面评估。为了解决公共空间不足与生态环境不友好问题，高密度地区要注重地上、地下空间的组合利用。通过地上、地下空间整合，超越单个建筑内、外部空间局限，将一部分城市功能移于地下，将地面空间或改造为大面积绿地空间，或改造为小微绿地，抑或改造为口袋公园，让绿色成为高密度地区的靓丽底色。（作者单位系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