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是现阶段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亦是贯彻当前我国绿色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国拥有最大的人口数量，生活垃圾产量相应也是最多的。近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垃圾产量日益增长，却难以得到有效处理，垃圾的资源化和减量化进程缓慢。中国对垃圾的管理起步较晚，在垃圾的治理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一方面，现阶段许多城市垃圾存量处于较高水平，陷于垃圾围城的困境，人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垃圾处置方式主要为填埋和焚烧，再利用率不足6%。在垃圾资源化与减量化的整个过程中，城市居民不仅是垃圾产生的主体，还是在源头端处置垃圾的首要环节，更是垃圾处理过程的参与监督者，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如何有效引导居民积极、主动进行垃圾分类，不仅是新发展理念中“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国家管理部门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善治”的重要体现。
激励促进居民积极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活动，需要遏制居民在分类活动中的“社会惰化”效应，激活超越“理性角色”内的自发性分类行为。由城市居民自发、主动动机驱使而产生的垃圾分类行为，即自愿垃圾分类行为，是保证源头端持续参与垃圾分类的根本途径。从行为决策角度看，居民垃圾分类活动的自愿践行，既受到其内在深层心理的影响，还受到生活环境中的技术设施、环节信任、市场机制等的影响。基于此，相关部门可从强化居民内在驱动力、发挥产品设施吸引力、激发市场推动力、强化政策体系引导力、形成多主体协作合力等“五力”出发，促进居民自愿垃圾分类，加速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实践。
多渠道增强居民被授权意识
强化居民内在驱动力
源头端分类最关键的问题是居民认为垃圾是否分类与自己无关，导致居民在垃圾分类活动中的投入度低下。一方面，普通居民更加在乎短期收益，不一定明白垃圾分类带来的长期健康与环境收益。相关部门需要借助新时代信息传播手段（如社交平台、直播平台、轻媒体平台等），广泛宣传垃圾分类对居民的切实利益，强化其收益感知。另一方面，居民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容易形成为政府等其他主体在做事情的意识。因此，需要设计相关反馈与建言机制，增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义体验、效用体验与影响体验，进而增强其主人翁意识，提升其内在驱动力，促进其自愿参与垃圾分类活动。
及时优化更新产品设施
发挥产品设施吸引力
当下我国垃圾分类相关产品设施存在更新速度慢、个性化不足、引导性缺乏等缺点。随着垃圾分类政策及相关标准的更新，政府应及时同步更新街道、社区、办公场所等空间的垃圾分类产品设施。同时，应优化老旧分类产品设施，使其满足新时代居民的个性化需求，进而提升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关注与兴趣。另外，还可以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垃圾分类信息的全程跟踪，实时反映垃圾数量、分类质量等数据，据此设计分类产品设施与居民间的交互反馈机制，发挥产品设施的吸引力。
打造循环产业链模式
激发市场推动力
新发展理念要求城市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垃圾经济增长方式，培育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产业。绿色产业的形成为居民垃圾分类提供了市场交易的机会和选择，对居民自愿参与垃圾分类活动具有重要推动力。具体可从垃圾产生、分类、收运、处置等全过程管理视角打造循环产业链，专注技术开发与创新，通过生产易降解、易再利用的产品，落实设施引导分类系统，推进互联网+大数据收运系统，完善处置与生产对接系统，形成绿色产品、精细化分类、智能收运、再利用处置的新型绿色产业生态。
转变政策设计思路
强化政策体系引导力
政策的有效制定与实施是引导居民资源分类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新时代背景下，政策设计应重点考虑居民端的态度，避免过度实行与人本性相违背的“一刀切”强制分类管制模式。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已初步制定并实施押金返还、积分制度、垃圾回收计划等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关政府部门可借鉴这一思路，合理设计信用、金融、考核等政策及其运行保障机制，使居民垃圾分类活动的激励与约束并存，强化政策体系引导力，促进居民积极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活动。
创新垃圾分类治理模式
形成多主体协作合力
垃圾分类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涉及多环节的复杂活动，其公共属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了“搭便车”等社会化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创新设计相应的模式与机制，持续实现各主体间的垃圾分类行为的主动实施、带动、影响及监督，将政府单一分类治理转向居民与政府机构等多主体协作参与治理，是避免这一群体性活动“社会惰化”效应的必然路径。因此，需要协调好各主体间的协作资源分配与利益诉求，建立好各主体间的协作渠道与信任机制，构建好主体间协作效果的有效测量体系，从而保障多主体协作分类模式的稳定运行，进而形成多主体协作合力，加速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实践。（第一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第二作者系安徽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