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候”

　　在我六岁那年，湘西山城怀化市到处充斥着朴素的气息，一切都没那么快，一切都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中午，火车总是准时地从当时市地委大院旁的铁桥上驶过，一声长鸣，地委院内的小土坡似乎也跟着震动起来。每到此刻，我都会害怕地抱紧枕头，生怕居住的那座老木屋会突然被晃倒。

　　外公走过来轻轻拍着我的肩头，笑着说：“我们那时候……”

　　外公说的“那时候”，应该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那时他作为南下干部，从河北邯郸来到湖南湘西地区剿匪，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我们那时候，面对成群的匪徒不带一丝畏惧，望着密集的枪口未有一点慌乱。”外公笑了笑，摸摸我的头，“可你怎么这么胆小？听见点声响就害怕地躲了起来。”然后他摇起了蒲扇。夹杂着植物清香的微风柔柔地吹在我身上，窗外的知了一声长一声短地嘶鸣着，在外公的安抚下，我忘记害怕渐入梦乡。

　　舅舅在隔壁房间舒服地躺着，凉席搭配风扇，他惬意地哼着小曲准备睡个美美的午觉。外公听见声响，两步迈到隔壁房间。面对舅舅，他的举动不像对我那般温柔，“啪”地一巴掌拍去：“你可真会享受！”舅舅被打得睡意全无，“蹭”地坐了起来。

　　“我们那时候……埋伏在山林中被蚊虫叮咬都不吱声，行军在日头下热得汗流浃背都没人叫苦。”外公大声说，“可你呢？如此享乐，老一辈的艰苦奋斗精神继承到哪里去了？”

　　我十六岁那年，住在广东省广州市一个名叫“共和村”的地方，当地的人们更习惯称它为“铁路区”。虽然人们在“铁路区”内根本看不到一条铁轨、一列火车，但在其中生活的人，都是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及家属。

　　那时，父亲在铁路系统上班，因此我的少年时代，自然是在铁路中学里度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经济发展迅速。广州铁路局更是在那个时期耕耘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试验田”，比如准高速铁路、港九直通车和铁路股份制改革。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朋友”似乎觉得在铁路学校读书是一件很“酷”的事，我总会嘻嘻哈哈地说：“广铁一中是全广州最好的中学！”

　　可每当这时，父亲就会瞪着我说：“虽然你们在条件优越的学校里读书，但如果骄傲、不努力，将来一样不会有出息！”

　　面对不开窍的我，他清清嗓子继续说：“你看看你！坐在宽敞的课堂里、听着优秀老师讲的课、拿着崭新的课本还学不好。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上山放羊的空隙中偷着学习！”

　　“我们那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父辈们的口头禅，当我挑食、偷懒、顽皮，或者开空调没随手关门、遇长辈没及时喊人时，他们就会来段“我们那时候”风格的、带着点警告意味的批评。

　　我三十六岁这年，北京的蓝天特别通透，一眼望去，似乎都可以看到故乡的云彩。只是老胡同里叮叮当当、此起彼伏的自行车铃声早被汽车“轰隆隆”的发动机声遮掩。

　　夕阳西下，住在什刹海周边的老大娘、老大爷们拖着功放机走出家门，跳舞唱戏。伴奏音乐与酒吧街歌手的吉他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仿若交响乐。

　　我那年仅三岁的女儿似乎不喜欢这份喧嚣，扯着我的衣角，让我带她钻进空旷的老胡同。看着地上斑驳的树影，女儿突然丢下手里的“小猪佩奇”小包晃晃悠悠地跑了起来。夕阳和我被她甩在身后，她银铃般的笑声遮盖了我的喝止声。

　　我扯着嗓子，迈开步伐，迅速追到女儿身后：“站住！你这个调皮鬼！”我伸手想要抓住她的胳膊，嘴里大声喊着：“咕叽！”咕叽是我给女儿起的小名，曾有一位前辈听闻后善意奉劝我给她改名。“多奇怪的名字，终有一天，她会因为这小名而‘记恨’于你。”前辈提醒道。

　　我没理会，继续我行我素，只是每当我这么称呼女儿时，这三岁的小家伙都会装作听不见。情急之下，我继续喊道：“你太不听话了，这可真不像我！我们那时候……我……”

　　“我们那时候”，察觉到这句话出口的时候，我突然愣了一下，一晃神，穿着小花裙子的女儿越跑越远，身影越来越小。

　　我突然笑了起来，是啊，我们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