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次成为母亲

　　徐朴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次母亲，只记得很多时候都不太顺利。

　　2004年，她在上海的医院里见了一个先天无肛的孩子。小女孩儿经历3次失败的手术后，从广东转移到上海。看到这个“皱着眉头不吭声”的小女孩，徐朴的心被牵住了，便申请养护她。6年后，40岁的她辞去了无线通信领域某知名外企研发总监的职位，和朋友一起创办公益组织“朴质公益”，专注弃婴生存状态的改善。

　　朴质公益在2014年获得注册资质，如今已经帮助过上百名弃婴。但徐朴说相较于教育领域，做弃婴的公益组织在国内还是很少。

　　为孩子撑起一个临时的家

　　公益组织成立后，徐朴要为越来越多因病被遗弃的孩子撑起一个临时的家。

　　这个“家”撑得并不容易。多数孩子都是重病，有的孩子未满一岁就要做三四次手术。徐朴的丈夫现在还能想起看病时“一抬眼看不到头”的长龙，“黑压压的人群”“都很焦虑”。

　　早期人手不够，丈夫也要带孩子看病，去医院护理孩子。

　　朴质公益的志愿者们曾在上海的一个小区里租了一套房子，用作照顾孩子康复的场所。小区有居民不同意，因为不愿意这些孩子在周围出现。

　　徐朴也曾在筹集捐助时，遇到对方说：“这些孩子长大也没有什么用，不值当。”

　　但徐朴相信，“他们仍然是活着的，而且活得很痛苦”“不能像扔垃圾一样被扔掉”，徐朴希望这些孩子在有生之年，能活得“干干净净的”“舒适的”“有尊严的”。

　　申请养护的第一个孩子，徐朴叫她“芸宝”。徐朴第一次抱着芸宝时，她只有18个月大，12斤重。她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坐，“很虚弱，发育不良的状态”。

　　她把芸宝领回家。那时她和丈夫都在工作，女儿也才两岁多，家里只有一位亲戚帮忙。

　　他们还记录下芸宝其他的许多时刻，第一次站立时，徐朴的丈夫站在孩子身后用腿顶着作为后盾；第一次没有用开塞露也没有用手抠自主排便；第一次在医院检查听到肠鸣音……后来，芸宝变得很活泼，笑得更加自然，也很能说话，会在小区里主动要求上台表演节目，也会和姐姐争抢坐妈妈的腿。

　　她就像一棵草

　　起初丈夫觉得徐朴“肯定搞不成”“费神、费力、费钱”。他有时也会感到崩溃，“别人顶多两个小孩养大就解脱了”。有时候他要带孩子去看急诊，有时候来看病的孩子住在家里，他要半夜爬起来哄。女儿也曾向妈妈控诉：“你只喜欢妹妹，不喜欢我。”

　　但徐朴还是坚持了下来。“她就像一棵草，你看她柔柔弱弱，但一直都是直立朝上的，永远压不垮她。”徐朴十几年的邻居、也是团队志愿者的丁妈说。

　　丁妈说徐朴比她更爱哭。不过在面对孩子时，她们会被要求不要流泪。以前有志愿者来，摸着孩子打石膏的腿问是不是很疼，接着心疼地哭起来，孩子也跟着一起哭。

　　“快乐”也写进了朴质公益的价值观，徐朴说“不希望拿眼泪和很悲苦的东西去吸引人”。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份个人相册，里面都是笑脸。当孩子去收养家庭时，这本相册会随着奶瓶、被褥、玩具一起塞进包里。

　　徐朴的丈夫和志愿者们亲眼目睹了很多孩子的变化。有的孩子经过手术和护理，身体得到很大改善，“从胳膊细得不敢碰到白白胖胖的”。也有的孩子有了收养家庭，“孩子进入家庭后便有了存在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孩子”。

　　生命像上了发条

　　徐朴一个人时爱听歌，但不敢听纯音乐，会突然勾起往事流泪。按照规定，孩子应该和他们少联系。她总担心孩子身体特殊吃不习惯，也想着孩子能把他们忘掉，尽快融入新的生活。

　　徐朴有严重的偏头痛，痛起来要卧床两三天。医生说她是思虑太多，她的白头发也多了很多。她想着孩子的手术、筹款的压力，还有怎么样让机构更好的运营。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捐款来源很紧张，大家只能自己贴钱。

　　最近，一个他们运营了两年多的养护点被关闭，这让徐朴和团队的成员有些受挫。但很多时候，徐朴都感觉这群孩子“生命像上了发条”，她从中感到力量。

　　杨华坚持多年为朴质公益捐赠，她说在徐朴身上看到一种领导力，“不是掌握了资源和权力，而是影响别人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

　　有人曾说徐朴是“做好事”，她自己不这么认为，“没那么简单，这是一件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她也不希望把这件事“拔高到一个道德高尚的层面”“这是人与人之间很本分的东西”。

　　丁妈看着徐朴做了十几年的公益，“她做了母亲乘以一百倍的工作，也有着母亲乘以一百倍的力量”。（转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