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了!”山西省聋儿康复教育研究中心彩虹班的墙上,挂着4个大字。
彩虹班的孩子都是听障儿童,他们的年龄集中在3岁到6岁。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参加语言和听力能力训练,这些孩子鼓着腮帮子、很努力地跟着老师练习发音。
针对残疾儿 免费给治疗
李昀蔓今年5岁,来到彩虹班已有一年多。她的头发上别着一根两厘米左右的“小天线”,这是她听清这个世界的触角。
3年前,当同龄的孩子都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李昀蔓却没什么动静,她的母亲陈云云产生了疑虑。别人安慰她:“孩子有的说话早,有的说话晚。”又过了几个月,情况仍无好转,陈云云着急了:“是不是孩子的听力有什么问题?”
从医院一出来,陈云云就哭了——李昀蔓右耳听力损失70%,左耳也有相当损失,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陈云云和爱人四处打听治疗方案。有人告诉他们,山西省有针对残疾儿童的抢救性康复项目,如果达到条件,可以免费治疗。
经过网上申请、初筛后,陈云云夫妇带着孩子去定点医院做了复筛。过了两星期,他们得到了做手术的通知。“医院建议右耳植入电子人工耳蜗,左朵佩戴助听器。”陈云云说。
电子人工耳蜗的市场价,为10多万元。当时,山西省为0岁到17岁的150名听障儿免费植入电子人工耳蜗,并提供康复训练费补贴,资金来源则是国家彩票公益金和省财政。李昀蔓成为受益者之一。
李昀蔓头上的“小触角”,就是电子人工耳蜗的接收器。现在,她可以听清别人说的话,并背诵儿歌,基本达到同龄孩子的语言水平。“除了洗头发的时候,要把接收器拆下来,其他基本没啥影响。”陈云云表示。
陈云云时常到山西省聋儿康复教育研究中心,参加培训学习。“我们教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发音、保护听力等。”语言训练部主任王菁萍说,“这周教的是‘听声放物’。家长在孩子身后敲桌子,孩子听到就把手上的积木放下来。通过这样的训练,来提升孩子的听力。”
此外,孩子们每周还会接受个性化的单独训练。单训室的玻璃是单向的,只能从外面看里面。“这是为了方便家长观察,又不影响到孩子。”王菁萍说。
按照年龄,彩虹班也是分大中小班的。除了专门的听力培训和语言课程,这里和其他幼儿园一样,也设有语言区、建构区、科学区等教学场景。用不了多久,这里的孩子就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进入普通的幼儿园和小学。
预防和康复 4万人受助
今年,山西省实施覆盖4万人的“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将其作为本年山西省“民生实事六项内容”之一。
山西省残联康复部主任樊喜华介绍,这项工程包括为2000名儿童提供残疾复筛和诊断服务,为33000名疑似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服务,为5000名残疾儿童提供抢救性康复服务。
除了山西省聋儿康复教育研究中心,山西省残联的直属机构还有山西省康复研究中心。该中心与山西省残疾人康复医院,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不只是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这里还承担了其他年龄层次的残疾人康复工作。
正在上大学二年级的常鹏慧,是康复医院的住院者。“白天在这里康复,晚上就在住院部住宿。”她一边蹬着康复训练车一边说,“右腿偏瘫后,刚开始吃不下饭,现在好些了。康复内容挺全面,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做久了,我也多少学会了些。”
常鹏慧接受的是为期1个月的免费康复项目。去年,山西省启动了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山西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李亚明介绍:“我们出台了《山西省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确定定点康复服务机构,将符合条件者转介到定点机构接受基本康复服务。”
山西省康复中心主任张欣荣不久前提交了申请。“以前残疾人康复、住院,除去省财政的部分补贴,剩下的钱得自己交,回地方后再按比例报销。我们正在向人社厅申请,看能否在住院登记的时候,直接把可以报销的部分抵扣。这样,残疾人就可以少垫一部分钱,多些方便。”
依托卫生院 轻患帮重患
刘军(化名)伸出4个指头说,“我属兔,44岁,2014年3月20日来到这。”在托养中心接受了稳定的药物治疗后,这个曾几度自杀的精神残疾人如今看上去跟常人无异,记忆力也很好。
作为需要照顾的群体,残疾人可能会给周边增加不少负担。有的残疾人属于贫困家庭,家人无力供养;有的则是孤身一人,由村集体、社区关照。集中托养的意义,正在于化零为整,让照顾残疾人投入更少、效果更好。
各省财力不一、项目不一,集中托养工作也不尽相同。山西各地也进行过一些探索。“残疾人的集中托养主要依托三种方式:机构、日间照料中心和居家托养。目前,山西主要开展机构托养。”山西省残联副理事长刘晔说。
刘军所在的残疾人托养中心,位于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西南舁乡,离城区有十几公里车程,住有30多名患有分裂症、抑郁症等疾病的精神残疾人。
“精神残疾人的托养,专业性要求很高。没有选择在城区修建,而选择在乡里,是因为我们的托养中心采取了与乡卫生院合作的方式。”郊区残联理事长郭俊红说,“郊区的残疾人托养中心,是在西南舁乡卫生院的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我们出钱修建,卫生院负责提供医护人员。”
推进医养结合,当年花了不少力气。“很多地方的精神残疾人托养中心难以为继,就是因为日常开销、医护人员工资等成本太高。而且往往没有收入来源,完全依靠财政补贴。”郭俊红说,“我们这里的好处就是,专业的医护人员都是借助医院的力量,能解决人员编制问题,节省一部分开支。不过,这个需要和卫生部门协调,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办成的。”
楼梯上,几位刚在楼上活动室玩完麻将的残疾人走了下来,有人手里还拿着刚赢的扑克牌。他们相互搀扶着,往楼下的房间走去。西南舁乡卫生院院长付永毅介绍说:“这里采用了‘轻度患者帮助重度患者’的模式。中心每个月还会给轻度患者100元的劳动收入,用来鼓励他们照顾重度患者的饮食起居。钱虽然不多,但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肯定。”
刘军是荫营镇人,父母去世,家人无力照顾,就被送来了托养中心。如今,虽然胳膊上还留着当年自残落下的伤疤,但已经过几年治疗的他,精神状态已经焕然一新:“过几年,我还想娶个媳妇呢。”(转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