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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司机毛先生最近遇到了烦心事。
前段时间，毛先生通过手机注册了“易到用车”，工作时通过手机软件平台派单接活，并将乘客送至指定地点。工资则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按月领取。
但后来，因发生纠纷，易到旅行社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认为与毛某不存在劳动关系而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定，毛某与易到旅行社公司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当权益遭到损害的案例不断发生，像毛先生一样无处讨说法的人越来越多。一时间，也引爆了关于“网约工”群体权益保护的话题讨论。
身份模糊 劳动关系“若离若即”
“网约工”，是伴随共享经济出生的新概念，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代驾司机、上门厨师等都可以称之为“网约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这一群体正在从过去的兼职向全职转变，队伍也日益变得壮大。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参与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比上年增加1000万；其中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为716万，比上年增加131万。
2018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发布《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其中显示，2015年至今年一季度，朝阳法院共受理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188件，且均发生在服务业。
从众多已发生的案例来看，“网约工”和平台之间法律关系过于模糊，成为了争议产生的关键。
那么这些劳动者，与网上平台之间究竟有没有劳动关系？发生劳动纠纷和工伤等该如何维权？
“作为一种新型用工形式，‘网约工’在法律中尚无明确界定，其用工属性到底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尚无定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理论上说，“网约工”跟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法院或者劳动合同仲裁委员会应确认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
刘俊海指出，无论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网约工”的基本权益应当得到保障。“如果是劳动关系，用工平台应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以保障劳动者的人身权益；如果是合作关系，可以通过约定，由用工平台或者‘网约工’自己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等方式来转嫁风险。”
保障缺失 惩罚力度却不手软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平台处于强势地位，许多劳动者不但没有享受到社保福利，还得被迫接受“以罚代管”的管理方式。
饿了么平台骑手赵先生告诉记者，公司每月都有五星好评考核指标，这都与绩效挂钩。“一个差评直接扣除50元，这意味着我们半天的工作可能都白干了。”
“我们是在APP上签订的合同，按照引导一直点击下一步，那么多字，从没仔细看过合同，也不可能提出自己的要求，直到受伤才了解保险如何报销。”赵先生说。
在采访中，虽然多数受访平台均表示和“网约工”签订了合同，但面对“有没有为‘网约工’缴纳保险、养老金，其权益受损时如何保障”的追问，多家网络平台公司都选择了回避。
对此，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和静钧认为，对这些平台来说，见到利益就称是新业态模式而争之，见到责任则称法律无规定而避之。如此这般以盘剥劳动者的方式盈利，若按此业态发展下去，势必把新行业逼到“人力耗竭”的地步，最终业态凋零，走向衰败。
政策引导 免“网约工”后顾之忧
为“网约工”提供合理的权益保障，关系到优质服务的供给，更关系到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
那么，当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应如何保障？ 面对这个疑问，刘俊海表示得从多方面考量。
针对目前网络经济存在法治短板，刘俊海认为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劳动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部门规章，保护“网约工”的合法权益，免去其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劳动主管部门在市场失灵，网落平台不能慎独自律、见贤思齐、择善而从的情况下，要运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赋予的行政执法权限，挺身而出、勇于担当，做广大“网约工”的“保护神”。
刘俊海指出，全体“网约工”还要凝结共识，加强自我保护，提高权利意识。明明白白看广告，认认真真签合同，淡定从容存证据，依法理性去维权。
在和静钧看来，平台与“网约工”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双方可以协商出一个折衷的方案，既保障“网约工”的权益，也让平台商有充分伸缩的空间，使两者达到某种平衡。
和静钧建议，在保障其权益的法律或政策体系中，政府可以适当对这一阶层给予政策性扶持。如设立面向“网约工”的保障基金，在其服务工作中受到非法侵害、面临生活巨大困难之时，可以通过这一基金得到扶助。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市场有眼睛，法律有牙齿。呼吁有远见卓识的平台积极主动善待‘网约工’，不要做富而不贵的平台，要做受人尊重的现代企业。”刘俊海说。
欣慰的是，一些城市已意识到了问题，开始探索在“网约工”集中的行业引入工会，保障劳动者权益。
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表示，上海正在探索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会“两次覆盖”，针对快递物流员、网约送餐员、家政服务员等六大新型就业群体，以推行联合工会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