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幼儿园 咋就这么难？

　　“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又到一年入园、择园季，这句流传于家长间看似玩笑的说辞，折射了父母们共同的焦虑——如何把孩子送进一所满意又放心的幼儿园？

　　连日来，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多家幼儿园，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幼儿教育普遍存在“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收费贵族化”等问题。

　　公立幼儿园“一票难求”

　　入园挂钩户口房产

　　众所周知，幼儿园不属于义务教育，不应该存在“划片”“户口”的限制。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却不尽然。

　　以北京第五幼儿园为例，记者从一位家长提供的招生简章中了解到，该园秉承“就近就便，由近及远，优先招收具有东城户籍和东城房产的适龄幼儿” 的原则，进行招生。

　　具体来说，东城户籍指，幼儿户口须落在父母户籍内，若落在祖父母户籍内的，父母至少有一方须在同一户籍；东城区房产指，幼儿直系亲属有位于东城区的房屋产权证或北京市共有住宅租赁合同；与此同时，幼儿户口所在地须与房屋产权证或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地址一致。

　　虽然入学门槛甚高，但招生仍面临“一位难求”的现状。

　　“招收60个学生，但光报名的就有990个孩子。”一位幼儿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学位紧张，这几年都是至少提前一年报名，甚至提前一年报名也不能保证上得了。

　　为了获得入园名额，许多家长只好选择提前半年上“亲子班”这条路。

　　记者了解到，所谓“亲子班”，是由幼儿园设立，每周上课半天，由老师带领孩子和家长一起唱歌、讲故事和玩游戏，目的是让孩子顺利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

　　不过，在幼儿教育资源稀缺的当下，这条路也不一定走得通。家住大兴区的沈先生就给儿子报了大兴区某幼儿园的亲子班，指望儿子今年9月能顺利入园，但事与愿违。沈先生告诉记者，幼儿园称，亲子班不与入园名额挂钩。也就是说，即使进了亲子班，孩子也不能保证一定录取。

　　此外，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有一部分已经获得公立幼儿园上学名额的孩子家长，却偏向于把孩子送入私立幼儿园。

　　“我们家‘老大’当时上的公立幼儿园，现在打算把‘老二’送进私立幼儿园。”北京某国营企业高管蔡先生告诉记者，公立幼儿园虽然价格公道，饭菜也干净可口，但是教师整体质量不如私立幼儿园，课程设置也没有私立幼儿园丰富。

　　民办幼儿园两极化严重

　　“黑园”频繁涌现

　　虽然距离2018年秋季入学还有一段时间，北京白领全先生却已为孩子的幼儿园上学问题焦头烂额。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全先生的选择范围只能是私立幼儿园或者民办普惠园。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我儿子已经推迟上学半年了。最近跑了十多家幼儿园，条件好的一年至少十多万，价位低的设施又不行。”提起孩子的入园问题，全先生很是苦恼，“‘红黄蓝’问题一出，家长们变得更加谨慎了。”

　　公立幼儿园挤破头进不去，高价民办幼儿园又上不起。这样的情形下，以民办公助为主的普惠幼儿园就成了很多家庭的选择。

　　据了解，所谓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设立条件上、保育教育质量达到同类公办幼儿园水平，受政府委托或资助提供学前教育，执行同类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符合上述其他条件，执行政府指导价（另行制定）的民办幼儿园，也可视为普惠性民办园。

　　然而，多位受访家长坦言，在现实中，普惠性幼儿园的质量是最低的。“虽然收费便宜，但是带班的保教老师每年都在换，伙食也不好。”全先生指出。

　　对此，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讲师刘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结合企业力量来提供相应服务，政府初衷是好的。但如果没有对普惠性幼儿园多种服务提供支持，仅仅在价格上进行管制的话，就会使普惠性幼儿园成为低质的代名词，所以还是有很多家长不会选择普惠性幼儿园。

　　值得注意的是，在走访中，记者还发现，学前教育资源的不足让许多“黑”幼儿园钻了空子。

　　记者走进了朝阳区常营一家“幼儿园”，该“幼儿园”位于居民楼内，记者看到，窗户上贴着各式印花图案，里面摆着多张桌椅，其中一间教室里放着一台钢琴。幼儿园与小区北面围墙之间的一块空地，已铺上了塑胶地垫，成了幼儿园的室外活动场地。

　　一位自称“老师”的女士告诉记者，现在招有10余位孩子，年龄3-6岁不等，没有分大、中、小班。当记者以家长身份要求看卫生许可证和教师资格证时，遭到了该女子拒绝。

　　居民楼内开幼儿园，这种做法并不少见。事实上，一些地区已经放宽民办幼儿园审批条件，允许其设置在民用住宅楼内。不过，开办之前，食品安全、消防、卫生防疫、餐饮安全等事项都须经过街道、社区相关同意证明及检验。

　　专家：全社会联动

　　走多样化供给道路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有数据预测，在2021年左右，学前教育阶段的适龄幼儿将因“二孩”政策增加1500万人左右。

　　对于即将到来的“幼儿潮”，难免引发民众对于“幼儿园荒”的担忧。

　　“‘入园难’的根源是需求和供给不平衡。”刘莉解释称，从需求角度来说，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带来了人口流动。之前学前教育都是属地化管理体制，各地根据自己户籍人口来预测入园数，如果没有将人口的流动、迁移考虑进教育供给的预算之内，就会带来需求拥挤问题。从供给角度来说，在2001年之前，学前教育由于市场经济建设等外部因素，使得幼儿园数量急剧减少，之后，我们国家学前教育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虽然幼儿园数量有增长趋势，但仍然较为缓慢。

　　面对如何破解“入园难”问题，刘莉给出的建议是，走多样化供给道路。

　　“政府的公办幼儿园就是面向它所需要的群体来提供，而民办幼儿园，应给它更多一些空间，让其能够办出自己的特色，来符合社会上多样化的需求。”刘莉表示，公办园应该是基准性的服务，民办园应该是多样性的服务，这样就能缓解结构上的不均衡问题。否则，虽然有资源在，但这个资源并不能满足需求。

　　记者注意到，在北京市各区文件中，除了明确教委为主体办园之外，还提到了鼓励支持其他机关、街道、部队、高校、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开办幼儿园，办园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与此同时，做好新建、改扩建幼儿园项目，也是有效增加学位供给的基础。

　　对此，刘莉认为，“入园难”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需要全社会进行联动。“一个企业如果自己能有个小规模的幼儿园，作为员工的福利，这是一个缓解的方式。或者，也可以发展‘妈妈俱乐部’，也算是一种邻里互助。”

　　此外，刘莉还提醒，根治“入园难”还得从学前教育制度上下功夫。

　　“我们都有行动、有方向，但缺乏制度导向，就不知道这个路要怎么走，像国外都是制度先行，我们现在就是缺乏对制度的建设。”刘莉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