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利用 历史建筑“活”起来

　　北京市东城区的左安门角楼，在重建修缮之后，变身成为古色古香的图书馆，重回人们视线；湖广会馆经修缮对外开放后，作为北京第100座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成为戏迷心中的圣地；明城墙遗址改造后，成为了优美闲适的遗址公园……

　　不难发现，越来越多历史文化建筑被重新利用起来，有了更多的职能，以各自不同的面貌走进生活。在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如何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成为了很多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他们一致认为，要让越来越多历史建筑得到更好保护利用，让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珍贵遗产留下来、“活”起来。

　　传统历史建筑“活”了起来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已经有很多历史建筑被修缮一新，重新对公众开放。

　　西城区金井胡同1号，曾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的故居。然而，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三进院落变成了大杂院。后来，该院落在西城区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共同努力下，完成腾退修缮，并作为中国法制名人博物馆，于日前对外开放。人们有了走进这位近代中国法制先驱的居所，近距离触摸中国法制历史演进的机会。

　　同样是位于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1号的万松老人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已完成改造，并在2014年以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实体书店“多重身份”重新对外开放。如今，这座不到400平米的院落每天吸引着1000—1500人次的游客，古老建筑又焕生机。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孔庙国子监建成博物馆和教育基地；中轴线上的雁翅楼24小时中国书店，已成为京城不打烊的新文化地标；天坛神乐署变身为中国古代皇家音乐展馆……

　　然而，相比北京庞大的历史文化建筑存量来说，重新走进民众生活的还远远不够。

　　据民建北京市委对北京市文物保护情况进行的调研显示，北京市核心区内338处文保单位中，保护一般的单位有74处，占18%；保护较差和差的单位有43处，占11.9%，近3成核心区文保单位保护情况不容乐观。而就文保单位的用途而言，主要集中于办公场所和居住场所，共146处，占核心区文保单位的40.9%；教育场所和商业用途共80处，占22.3%；而作为向公众开放参观的文保单位仅有66处，占18.4%。

　　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在西城区南部地区，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故居、谭嗣同故居等仍被用作大杂居的民房，还面临被拆迁的可能；中山会馆等建筑虽已完成腾退，但仍未对外开放。

　　在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办主任兼国土规划研究中心主任许槟看来，合理再利用才是近现代建筑保护的必由之路。“现代建筑的保护，应体现‘让历史在当代生活环境中存活下来’的理念。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恢复近现代建筑的活力。”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2017年11月公布了《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其中规定，所有文物建筑可以采取不同形式对公众开放，重点引导一般性文物建筑开放使用，现状尚不具备开放条件的文物建筑也应创造条件逐步对公众开放。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表示认同，她认为，“文物利用的第一步，就是腾退并对公众开放，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等方式。这样一来，人们可以享受到文化的福利。”

　　再利用仍以保护为重

　　在谈及历史建筑再利用的问题时，不少专家接受记者采访都强调了一个问题——“保护”。

　　《导则》中也有明确规定，文物建筑开放使用建设应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不得影响文物建筑原有的形式、格局和风貌，不得改变梁架结构，不得损毁文物建筑、影响文物价值。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燕海鸣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古建筑的再利用，对其发展有一定的益处，毕竟政府无法把所有的文物建筑都大包大揽，这样的产权置换可以将这些历史建筑置于更好的经济环境下。但关键问题在于，无论是用作何种用途，都必须遵照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操作。”在他看来，古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需要多方努力，改造过程中应该有明确的规范和实施方案。

　　此外，有专家指出，北京市曾于2007年公布了第一批《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然而，该名录中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和历史遗迹，既不能受到《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保护，也没有其他相关具体法律法规对破坏行为加以约束，这类建筑的保护缺少法律依据，得不到保护。

　　对此，许槟建议，应加快立法，从制度上出台保护优秀近现代建筑的措施。他认为，北京近现代建筑保护法规，应以保护名录为基础，包括申报评估、规划引导、管理监督等一系列规定。“对于已经确定的优秀近现代建筑，应尽快编制保护规划，将其划分为不同的保护级别，确定各级别的保护和利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