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申遗时代，我们该怎么做？

　　今年正值中国首批世界遗产诞生30周年。30年间，伴随着不断升温的“申遗热”，中国人感受到了申遗成功的喜悦，也越来越在荣誉中看到了责任，在欣赏中懂得了珍惜。

　　7月，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青海可可西里和福建鼓浪屿成功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已拥有52处世界遗产，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

　　尽管如此，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上，还有27项文化遗产、16项自然遗产、16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共计59项等待申报。根据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公布的“苏州决议”，一国可以提交两项预备世界遗产，但至少必须有一项是自然遗产。这么算下来，中国申遗的队伍已经排到30年后了。

　　申遗成功的喜悦褪去之后，人们对世界遗产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后申遗时代，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开发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

　　世界遗产到底是什么？

　　今年夏天，很多人都被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申遗成功的消息刷了屏。那么，申遗成功的“遗”指的是什么呢？

　　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申请的是世界遗产。所谓世界遗产,是指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文化景观。在今年中国“申遗”成功的项目中，青海可可西里申请了自然遗产，福建鼓浪屿则申请了文化遗产。

　　据了解，申遗项目不仅要符合申报“世遗”的条件，而且对参评项目的良好宣传也是申遗成功的要素之一。

　　可可西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从2014年启动；鼓浪屿申遗工作启动得更早，是从2008年开始，历经启动申遗、入选预备名单、获得国家文物局同意推荐、获得代表中国申遗的资格、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推荐等环节，才能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当然，世界遗产也不是“只进不出”的。《世界遗产公约》规定，如果对成功列入名录的那些珍贵遗产没有保护好，甚至使其遭受破坏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受到“警告”，更极端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被“摘牌”。2009年，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被世界遗产组织除名，理由是一座修建中的跨河大桥破坏了易北河谷文化景观，它也是继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之后第二个被除名的世界遗产项目。

　　保护才是根本

　　“申遗不是目的，保护才是根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界的人来讲，这是最常说的一句话。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的保护工作，更是历时已久并且困难重重。

　　提起可可西里，大多人们的印象都来源于《可可西里》这部电影。可可西里，它的名字有两个意思，蒙语是指“青色的山梁”，藏语则是指“美丽的少女”。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申遗评估报告中这样描述，“青海可可西里提名遗产地是世界上最大、最年轻高原的一部分，拥有非凡的自然美景，其美丽超出人类想象，在所有方面都叹为观止。”

　　据了解，可可西里世界遗产提名地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曲麻莱县境内。提名地面积约为370万公顷，缓冲面积为230万公顷，总面积约600万公顷。地域面积涵盖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索加曲麻河保护分区一部分。

　　全程参与了可可西里的申遗工作的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科学与保护项目主任闻丞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为追求经济利益，大量盗猎人员进入可可西里，对藏羚羊血腥屠杀。1995年，可可西里成立自然保护区。随后森林保护、公安等相关制度也完善起来。2007年后就没发生过盗猎案件。三江源部分地区采矿行为也没有了。如今，藏羚羊从上世纪90年代不到2万只恢复到6万只。不仅如此，从卫星遥感分析结果来看，近十几年中，可可西里北部无人区植被状况越来越好，除了与降雨量增加、气候变暖有关外，与这么多年严格保护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这次申遗过程中，强化了保护区周边的公路沿线的管理。”

　　在闻丞看来，申遗成功不仅让全世界进一步认识青藏高原，而且申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强化管理、加强保护的过程，能唤起更多人关注。

　　“申遗成功之后，对于可可西里的保护仍然会继续，并将严格遵循《世界遗产公约》。目前，已经启动了‘青海省世界遗产地总规和详规的编制’。未来，将会更加严格地保护遗产地，并兼顾周边地区的发展，使其受益于申遗”。闻丞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

　　谈到遗产地的开发时，闻丞介绍到，“在保护计划中，已划出整个遗产地面积的5%，作为自然体验和遗产展示区，今后所有的旅游活动都会被限制在此，进行严格的管控。”

　　妥善处理好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在“后申遗时代”，对世界遗产进行旅游开发，似乎与遗产的保护形成了一对矛盾，商业化发展也饱受诟病。

　　事实上，是因为，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里，基本就是“保护保护再保护”，对景区是否保护得当也是能否入选的条件，一切以“保护为本”。但是，在有些地方，政府似乎只看中了世界遗产背后的知名度与经济效益，但忘了同时也要按照国际规定的要求来开展保护。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就曾说过：“我保护了平遥、丽江、周庄，但之后这些地方就成为了兴旺的旅游景点，这可喜也很可悲。”比如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过分进行商业开发，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在2007年，包括丽江古城在内的6处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

　　然而，在更多的地方，世界遗产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商业化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综合效益。

　　世界遗产的保护，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商业化提供了一种更加具有活力和人性化的方式，其传播效果也更为明显，通过商业化运作能更加人性化地传承世界遗产。

　　故宫于1987年入选世界遗产，近年来，这一文化遗产借助新媒体和电商“奉旨卖萌”，将中国古典艺术品移植到生活中，不仅带来经济效益，也挖掘了知识普及和文化教育的更多可能性。“故宫淘宝”更是吸引了70多万的粉丝，在互动中又卖萌、又卖产品。

　　因此，该如何处理好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也是摆在鼓浪屿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副主任蔡松荣看来，“鼓浪屿是一个历史国际社区，要让这个社区活起来，就要在社区和旅游景区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对于具体的保护和管理办法，鼓浪屿已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鼓浪屿申遗团队在申报期间成立了风貌建筑工匠研修基地，目前研修基地已经聘用了10位老工匠。“我们希望这些老建筑的材料都能找到生产厂家，用工艺再造，来确保我们的文化遗产即使是进行局部的修复后也能让历史信息得到保存与再现。”蔡松荣说。

　　同时，鼓浪屿加强控制上岛人数。据蔡松荣介绍，从今年6月30日开始，每天上岛总人数最高限定为5万。这样做既保证游客旅游的舒适度，也保障了岛上居民生活的舒适度。“监测系统与轮渡公司的票务系统、景点的闸机是相通的。当在岛人数达到2.5万的时候，就会发出四级预警。在监测后台，可以观察到一天客流量在不同时段的变化，同时还要关注游客密集区是否会出现拥堵和踩踏。”而且，要加强了对遗产要素的监测和管理。蔡松荣认为，文化遗产的最高境界就是保持原样，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做好预防，比如给建筑安装监测设备，或定期去现场对局部损害处进行拍照。

　　蔡松荣认为，“整个管理是要让文化社区和文化景区两个概念达到有机融合和适度平衡，最终才能让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并且得到合理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