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大城市病”到底该不该调控？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央明确提出了两个主要任务：治理首都“大城市病”和优化京津冀人口密集地区的开发模式。自去年下半年，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北京的落实，北京城六区的人口开始下降，由此引来巨大的争论。很多经济学家和城市学家认为，大城市的膨胀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人为地运作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所以，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的“大城市病”到底是怎样的运行机制。

　　第一，我个人认为，“大城市病”最基本的根源是资源配置上的行政化模式，越是高等级的政府聚集了越多的资源。原本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是正面的，应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同时大城市又是社会最开放包容的场所，可成为吸引人才聚集的空间。但在这些正面原因下，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下，由于行政层级化的资源配置、GDP导向、财政税收制度以及长期形成的土地财政依赖，导致我国大城市过度聚集资源和机会，这是最主要的制度上的原因。据我们分析，中国的行政层级化配置资源，还导致了大中小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上形成巨大差异。错位的政府公共资源配置，实际上是不断向大城市倾斜的。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分析比较了2005年至2013年各个层级的发展效率发现，超大城市已经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同时县级单元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效率和效益反而相对比较高。所以，超大城市的发展确实出现了阶段性门槛。

　　第二，中国的资源配置导致两个最重要的流动性都仅保留在特大城市，包括资本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我们要让资本保值就要在一线城市买房，而逃离北上广的循环往复也只发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但我们观察到，这两种流动性在大城市出现了剧烈的矛盾。北京和上海人口下降是管控的结果，但目前，所有大城市的人口流动都在快速下降。

　　第三，“两个不适应”。在快速发展当中，我们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都没法适应这样规模和速度的增长。我们由国际案例也能说明，所有的大城市都会遭遇到不同的发展瓶颈，都需要经过不同阶段、不同时间长度多次的调整来不断地优化。

　　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有两点：一是疏解，疏解城市的核心功能，包括规划管控、行政管控和经济调控。二是优化区域布局。战后，伦敦从环境角度对大城市进行多轮调控，从1950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包括通过新城建设来优化整个区域布局；巴黎也是，既有非常严格的对工业增长和办公建筑的管理，同时也有空间布局上的优化和调整，两条腿走路来优化城市的核心功能；东京，在50、60年代和80年代以后，经历了两轮功能调整，重点是办公、物流、大学和工业等方面，东京把首都圈划分为三种类型，并实施了非常清晰、差异化的管制和限制政策。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在政策和资源空间配置以及区域层级配置上更加均衡，更有效地治理“大城市病”。

　　中国的“大城市病”不能治愈的话，中国一定会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为大城市和密集地区发展探索出一条健康的道路。借市场价格机制和政府行政、经济手段对大城市进行调控，是全球大城市的共同经验。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