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之同情”地看待新城新区建设

　　日前，有文章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新城——北京香场新市区和上海江湾新市区进行剖析，认为“规划过于理想”和“对政绩的强烈追求”，最终导致了这些近代新城新区的“幻灭”。其“借古讽今”的意图与当下对我国新城新区全盘否定的舆论思潮殊途同归，但并不客观和公允，需要讨论一下。

　　首先，语境完全不对。无论是北京的香场新市区还是上海的江湾新市区，其“幻灭”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并不是规划建设过于“理想”“超前”或是“政绩工程”。而要让当代中国新城新区从中寻求“借鉴”，也明显是隔靴搔痒、缘木求鱼。顺便补充一点，就在今年上海市启动新一轮城市规划编制时，不少规划学者对以江湾新市区为主体形态的“大上海计划”推崇备至，因其不仅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总体规划”，同时还成功预测了上海50年后人口增长情况，并据此规划好了铁路线、港口、机场、城市铁路等交通线。旧事重提的意图很明显，是在批评当下城市规划的“短视”和缺乏“理想”。

　　其次，缺乏历史眼界。文章的主要结论明显可以概括为：“看看近代史上的新城新区，就可知道今天的新城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和判断，主要是研究者的“历史眼界不够宽广和深远”。不难发现，汉唐时代的长安、明清时代的北京，包括今天长三角一带的主要江南城市及中国其他稍有些历史感和空间感的城市，最初都是以“新城”名义开建的，由此可知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新城都是成功的。而它们在历史上的“幻灭”和“兴衰”，属于自然历史进程，不能算到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头上。

　　最后，思维方式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最讲“中道”和“中庸”，这是过去人们客观评价历史和人物的主体条件。但自近现代以来，这个传统已被西方的“二元论”取而代之，以至于今天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倾向于采取“非左即右”“非此即彼”“非新即旧”“非完全赞同就全盘否定”的极端化的思维和判断模式，这是今天人们很难客观评价事物的病根。

　　坦率而言，我们不是不知道当代新城新区有问题，而是一贯坚持对其既要客观和历史地看待，也要有足够的“了解之同情”。根本原因在于，相对于空间狭隘、基础设施落后的老城区，我国新城新区在大规模解决人口居住和就业、在整体上带动和引领城市转型发展具有突出优势和关键作用，符合我国城市人口和经济超常规集聚和发展的现实需要。所以，对我国新城新区不要太急于表态和下结论，而是要多耐心地看看。

　　“否定”不可能代替“建设”，也永远不可能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办。比如按照时下“新城新区一无是处”的舆论和思潮，好像不把新城新区“夷为平地”就“不解心头之恨”，或是埋怨“为什么不等到产业高度集聚、人口密度较大大时再造新城”。但不知大家是否想过，一旦人口、经济在旧城区中“拥挤不堪”，像80年代的上海和北京一样，人们再“临时抱佛脚”是否来得及，会不会引发另一种批评甚至是痛骂，“怎么搞的，没有一点远见，为什么不早建？”这就是近现代社会思潮中不断反复出现、始终无法被超越的恶性循环。说到底，只有先改造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才能既看到新城新区的问题，也能看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给出一些“既不虚美，也不掩恶”的真知和良言。（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