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被称为上海自贸区3.0版,对上海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进行了全方位部署。4月1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上海自贸区建设进展情况以及下阶段工作举措。
三年成果丰硕
据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民介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三年来,确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确立了符合国际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口岸监管服务模式;确立了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形成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确立了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透明高效的准入后全过程监管体系;联动创新一级政府管理体制,实现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政府职能转变新突破。与此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理念和1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新设自贸港
根据《方案》,上海自贸区确立了“三区一堡”的新目标:即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方案》表示,上海将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朱民表示,建设自由贸易港区,上海初步的想法是不搞大拆大建,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研究一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国际水准的监管制度。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副教授焦永利认为,自由贸易港区是本次《方案》的一个亮点,但是也并不完全是一个新事物和新主张。他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朱镕基同志就曾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个特点,我们以建立一个‘自由港’为目的,建立一个保证商品、人员、商船关税豁免,自由出入的自由贸易工业区。在这个区内,可以允许外商来进行转口贸易,发展批发业。这一点在其他经济特区是没有的”。因此,后来设立的外高桥综合保税区,从一开始就是以自由港、自由贸易园区为目标来打造的。事实上,外高桥综合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的翻译,当初就是用的“FREE TRADE ZONE”这样的称谓。
“我们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国际最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园区或港区还有一定差距与管理上的差异。”焦永利表示,伴随着3年来自贸试验区各项制度创新的持续深化,特别是贸易监管制度的改革,上海具备了进一步“放开一线”,从而更好迈向“境内关外”监管格局的基础。因此,顺应形势提出了建设自由贸易港区,这既是“不忘初心”,也是事中事后监管能力提升以后的自信选择。
融合开放和创新
除了设立“自由贸易港区”,《方案》还有其他亮点。
焦永利认为,提出自贸试验区“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是《方案》的另一大亮点。
一方面,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既是改革方法论的提升,是着眼于改革效果的再评价。此前的改革在各个领域、各个条线取得了诸多进展,但是毋庸讳言,企业的切身获得感还有待加强。症结就在于各方面改革举措的集成度、协调度不够高,这次新《方案》把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强调出来,意在真正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把各项改革串起来,发挥更大效用,从而解放生产力。
另一方面,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创新是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转型方向,上海承担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任。开放是中国的成功要素,也是未来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主张。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自贸试验区建设就是表明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因此,开放和创新是国家发展主旋律,上海又承担着这两方面的重任,探索二者融为一体、互相促进的改革试验,其意义自不必言。“从客观现实来看,创新是跨越国界的,创新资源、创新人才也是跨越国界的,如何让全世界的创新要素、创新人才为我所用,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深度开放。”焦永利说。
打造投融资中心
《方案》指出,上海自贸区要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金融是其中的重点。
据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李军表示,上海自贸区要打造成“一带一路”投融资的中心,需加强与沿线国家金融市场的深度合作。依托上海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境外优质企业除了上市,目前可以更多地利用债券市场。
上海的地理位置处在“一带一路”边缘,是否会对打造投融资中心产生影响?焦永利指出,“一带一路”的实质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着眼于亚欧大陆的发展大格局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来的“中国方案”。因此,上海地理位置处于“边缘”并不是问题。
《方案》提出,上海自贸区要创新合作发展模式,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焦永利分析道,这一定位很清晰地表明,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过程中,上海可以发挥其在产业、信息、金融、管理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成为中国的跨国企业进行国际化资源配置和运营的中心,并且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国际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力,从而代表国家更好地参与各类高端城市功能的国际竞争,从而实现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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