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渐渐淡化“优与劣”

　　春天已至，北京的“学区房”却迎来冷冬。

　　面对“汹涌”的学区房涨价之势，北京市教委近日连连发声：在热点区域试行多校划片，降低学区房的择校功能，明确规定“过道学区房”不能作为入学资格条件。

　　学区划分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就近入学、不提倡择校。2013年，教育部首次针对具体城市提出治理择校要求，2014年又随即出台了关于做好19个重点大城市（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和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就近免试入学的通知，拉开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的大幕。

　　学区房可以称为就近入学的“副产品”。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并非不合理，就像财经评论家叶檀所说：“学区房的溢价在日本有，美国同样有，只要在30%的范围内，就说明教育差别市场还能够接受。”

　　然而，当市场对学区房疯狂追逐时，这就意味着某个地方出现偏差，必须从制度上堵住病根，而要除病根就要逐渐改善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状。

　　多个地区探路教育公平

　　当北京市学区房迎来寒冬之时，北京市教委还放出另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北京今年将继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启动在郊区新建10所优质校，城六区新增25所优质校并帮扶15所郊区校。这将为首都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均衡化带来新的活力。

　　多年来，各地针对教育均衡纷纷出台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工作办法，积极寻找各自的工作抓手与突破口。

　　北京市教委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方面，采取了集团化办学、优质校帮扶弱校等多种尝试。西城区就推出了以街道行政区划为基础的11个学区，有序扩大教育集团规模。通过新增和调整，使教育集团总数达到17个。将长安小学、天宁寺小学等19所普通小学，并入实验二小、北京小学等11所名校，通过集团化办学的辐射效应，大幅提升优质学位供给，赢得了学生及家长的认可。

　　广州城市人口在逐年增多，对广州已有的教育资源将形成压力。未来几年，广州的中小学校布局将会大调整，到2018年，广州将新改扩建129所中小学校，新增约16万学位。

　　今年年初，广州的“请全国名校长来花城看花过年”邀请活动引起人们注意，这份邀请函除了面向全国公开引进高端教育人才外，还将“柔性”引进一批已退休的名校长、名教师在广州市中小学任职。此外，广州还将与专业人才市场及社会机构联合，储备一批名校长、名教师，来增加本市教育优质师资力量。

　　另外，针对目前反应比较明显的城乡间的教育差距问题，南昌市也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南昌市副市长龙国英在接受中国城市报采访时向记者表示，南昌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缺师少教”问题，通过城市优质课堂同步向农村学校延伸，来补齐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师资薄弱、设施短缺这一短板，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多种途径助推教育均衡

　　如何有效助推教育均衡？业内专家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在兼顾筛选公平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加强资源公平，包括扶持教育弱侧，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等方式，而从观念上，是要淡化“教育的优与劣”。

　　纵观全国各大城市推进教育公平进程，集团化办学、学区化管理是各地实践中较为普遍也是效果较明显的做法。

　　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提出集团化办法是均衡教育资源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集团化办学最初出现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通过优势互补或强带弱的方式，学校由单一走向联合开放。在很多地方，实施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集团化办学的模式有很多，如组建教育集团，由办学基础较好的学校向集团内学校派出分管校长和优秀教师；或者名校可与集团内学校举办合作班，合作班主要科目由名校派出教师担任，课程教学与两校同步，合作班学生面向学区招生，也不必千方百计到名校所在区去择校。

　　学区化管理模式也将根据社会情况发展升级至2.0版。2017年，学区化管理将成为主要教育工作的重点，也会是未来几年内全国性的趋势。作为就近入学升级版的“多校划片”政策或将在北京率先实行——即学区房或将实施片区随机派位，目的是让和对口学区的关系变得更为不确定，以缓和学区房过快上涨的风潮。有媒体评论，学区化管理也可以和区域内弱侧补强联系起来，协调教育资源供应，未来，这一管理创新也会从北京推行至全国范围。

　　多方努力对教育精耕细作

　　然而，在众多教育公平举措逐步实施的同时，仍旧存在或者新冒出一些影响公平的“副产品”。“各种禁令之下择校热依旧暗流涌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比如，无论是集团化办学，还是学区化管理，悉数看来，多数措施主要还是由各区各自推进，教育投资的主体仍然是这些区自身的财政部门。甚至会出现强者更强，弱者亦无改变的情况。

　　“区域之间应该打破壁垒。”一位来自沈阳某二类高中的一线教师孟女士对此有很多切身感受：“沈阳的教育资源并不平均，沈阳十个区中，大多数优质的学校都聚集在和平区和沈河区，其他区资源则稍显逊色。”

　　另外，教育也需要深耕细作，集团化办学的模式不应仅局限在小学阶段，“初中、高中都可以大胆地尝试集团化。”孟女士如是表示。

　　熊丙奇则从经费保障的角度向本报记者更为深刻地剖析了教育公平的问题：“我国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置，其实还是以财政为主，就注定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的差异。”

　　为此，熊丙奇建议要整体推进义务教育，解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省级财政统筹和加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另外，熊丙奇还提出，要反思现在的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模式以及办学模式。他认为，政府须下放两项权力，第一，教育拨款权。各个地方应该成立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预算。第二，应该建立起社区或者学区的委员会，来监督社区或者学区依法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