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的症结与治理

　　众所周知，人类会生病。其实，城市也会生病。城市病是指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良症状，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贫富两极分化、公共卫生恶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近年来，国内众多一线城市陷入道路交通拥挤、房价居高不下、水源地污染突出、雾霾压城等问题的怪圈。“摊大饼”式的病态发展模式在多个城市复制，新型城镇化建设难有根本性突破，大量居民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大城市病”愈演愈烈。

　　当前，快速成长的中国大城市正面临着四大病症的综合考验。病症一：由于人口快速膨胀，城市人口密度急剧增大，人均综合占有资源量下降，城市出现“空气稀薄症”。病症二：由于汽车数量大幅度增加，出行变得拥堵，城市产生的财富中有相当部分被交通成本、时间成本加大所吞噬。病症三：超载的人口、过度的消费产生的直接后遗症是空气等环境污染严重，很多希望到大城市享受现代生活的人，在失望之余，拼命寻找各种周末或出差机会逃离大城市，走向大自然，以获得片刻自然主义的享受。病症四：水、土地、住房等资源全面短缺，各种资源的承载力严重超载，形成对大城市的综合挑战。社会管理难度空前提高，城市运转面临巨大压力，大城市负荷过大，管理者几乎时时处于喘息不止的窘迫状态。

　　大城市“得病”的根源，也许并不在其“大”，反而在其“大而不当”。中国“大城市病”的主要症结在于人口的空间分布欠合理。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畸高；二是外来人口的不完全城市化增速远快于户籍人口的城市化增速，且近郊区尤为明显；三是各类违法建筑导致外来人口的持续性膨胀；四是外来人口中非就业人口数量和比重均出现递增态势；五是外来人口的不合法就业导致大城市犯罪率上升。

　　实际上，“大城市病”的深层根源在于优质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不均衡。鉴于大城市拥有更多政治资源的优势，医疗、教育等优质公共资源也主要配置于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内又主要集中布局于中心城区。正是由于城市优质公共资源配置的等级性规律，才使得大城市中心城区成为人口、产业和居住的高度集聚区，成为高强度开发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典型示范区域，但同时，这也导致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热岛效应增强、地面沉降加剧、空气质量下降、生活环境恶化以及生态空间短缺等系列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心城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幸福感的增强。“大城市病”的重要诱发力在于过快的土地城市化机制。过快的土地城市化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其建设用地规模扩张通常也越快；二是土地城市化速度（即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人口城市化速度（即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大城市病”破解的最大障碍在于顶层制度设计缺陷。除了医疗、教育等优质公共资源集中配置于大城市外，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绝大部分也分配给了大中城市，县和县以下能分到的指标额很少。从行政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为大城市的优先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扩大了不同行政层次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由此可见，行政管理体制也是导致“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推进优质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配置、扭转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机制以及构建城乡合治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是破解“大城市病”的重要配套举措。 

　　“大城市病”不加控制，将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丧失，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面对日益突出的“大城市病”，亟待按照生态城市的规划理念，采取疏导为主、限制为辅的相关举措，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恢复宜居的城市生态环境。从城市发展的对象角度，城市空间必须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经济就是生产需要，社会就是生活需要，生态就是环境需要。一个城市如果只有水泥钢筋，那么这个城市既不宜居也是不可持续的，管理城市发展要兼顾好这三个方面。从过程角度看，城市发展的另一个规律是需要加强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管理。从主体角度看，谁来建设？谁来管理？这是城市发展的另外一个规律。一个城市需要多种主体，要统筹政府、社会、市民来建设和管理城市。城市是为了人，人就包括了各种利益相关者，这就是现在特别强调要提高城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意义。总之，“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应确立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理念，科学、合理规划生态城市建设，让城市回归自然、理性、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