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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以来，上海、北京先后提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此后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双创”理念与城市建设的深度融合就此进一步展开。但即便如此，京沪作为科创先导，仍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不缺少创新，但缺乏集成性创新；不缺少重大科研成果，但与城市发展结合不密切。
国家创新城市如何来建，我国的大多数城市还处于起步与摸索阶段。12月3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北京上海建设国家创新城市专家研讨会在京举办，来自政府、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就“双创”展开讨论，为京沪建设国家创新城市建言献策。
“科技创新”与“城市”不可割裂
“科技创新中心”本质上是“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刘士林不断强调城市与科技创新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城市为科技创新提供最优化的环境，而科技创新则是城市的核心功能。”
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是观察中国“双创”历史进程的重要窗口。“上海创业生态达到良好的标准，其中，制度与环境建设、创业质量与成长两个方面表现不俗。” 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桑大伟通过对上海城市区域创新创业生态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上海的“双创”成绩有目共睹，但却存在着与城市发展“割裂”开来的问题。2015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又称“22条”）。“但这个文件主要涉及具体的财税政策、科研人员待遇、金融、项目经费管理、项目成果奖励等等问题，却未能与上海城市的发展战略密切结合起来，而是把‘科技创新中心’与‘城市’割裂、‘就科技论科技’而不是‘从城市看科技’的结果。” 刘士林指出。
对此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提出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设想，希望在城市框架下合理配置已有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社会创新资源，并解决若干现实问题。
京沪提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这两座城市实现自身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两座特大城市空间资源紧缺，新一轮城市规划不可能再走依靠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路子。“相比于笼统、缺乏标准的‘国际化大都市’和‘全球城市’，全球科创中心城市是一个出路，两座城市应该在这方面先行先试。”刘士林如是说。
城市创新科技转化源动力不足
如何借助创新资源推动大都市城市建设？ 摆在城市领导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将创新科技转化成现实的经济利益。
据悉，我国科技创新领域从数据表现来看成绩不俗。科技人才量世界第一，国际专利仅次于美国、日本，排在世界第三。“但从含金量来讲，有很大差距，每年中国创造这么多的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并为社会服务的比较少。” 工信部国际经济合作中心全球能源资源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毛涛在提到这一问题时说。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调研员司劲松认为，“真正使创新能够产生效果，首先创新要面向需求，解决现实中的需求问题，其次是能够有效集成各方要素，如此创新才能够真正得以生存，能够发挥作用。”
但目前在我国各大都市的创新环境之下，想实现创新面向需求并集成要素仍有较大障碍。
毛涛举出了这样的数据，“我们发现美国、西欧一些国家，在一个研究岗位上的工作时间累计超过1万小时的工程师有很多，但在中国，很多的工程师干到2、3千小时的时候，有一些非常关键的研究岗位就不再继续坚持了。另外在科研投入方面，在世界排名前50名的中国企业只有华为，但国内的很多企业科研投入量占到销售量的比例才不到1%，差距非常大。”
创新主体企业活力需激发
创新型城市离不开企业和科学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各类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同时强调了另外一句话，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
中国科学院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秦怡认为，要真正的大规模去产业化，还是需要技术的成熟度和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这不是科学家所擅长的，但是企业擅长的，但是我们又有很多政策方面的制约因素，导致很多成果不能够拿到企业去投产，这就需要一个好平台和好的产业政策，让科学家能够把科学成果拿出来，让企业来孵化，实现真正落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王晓红又特别提出了中小企业创新的特殊地位。“中小企业是创新城市的最微观的基础，一个城市是否是创新城市，首先就要看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是否适合创新。”王晓红指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产业政策更多地是要靠市场对接，而不可由政府过多主导和干预。
未来，我国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致力于发展科技创新。这些城市的最大需求是通过相关研发，在本地能够涌现出具有指引性意义的企业。不仅是大都市，还包括广大的中小城市，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振强表示，中小城市对科技创新的需求量很大，但不可简单复制大城市的做法，恰恰需要有一个不同的落地模式和整合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