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大权独揽” 民资参与PPP项目热情度降低

　　尽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大门打开了，但是小门还没有开。社会资本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不少地方政府部门总是“留一手”，项目所在地政府永远是强势的。 

　　在多数PPP项目合作中，社会资本由于占股少，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一些地方将社会资本视为“附属”，在公司架构上“大权独揽”，在决策上“独断专行”。且一旦项目出现重大问题，地方政府难免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导致社会资本容易泥牛入海。

　　控股权频频受卡

　　股权之争成为PPP推广的最大障碍。对于PPP项目合作，不少地方政府部门明确表示，企业可以入股，但绝对不能控股，政府一定要保证51%的控股权。这令很多社会资本望而却步。 

　　“每次都是卡在控股权上。没有控股权，我们的活力很难进去。”西南地区一位集团负责人说。该集团是香港主板上市的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所属旗舰企业，2010年，其与西南某省合作建设一些县区的污水处理项目，方案是当地政府融资平台投入8亿元，集团投入10亿元。这一方案几经调整，始终无法获得地方政府批准。 

　　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研究员、中国PPP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建新说：“在多数PPP项目合作中，社会资本由于占股少，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社会资本缺少决策话语权，参与PPP的积极性越来越低。”

　　定价和支付机制亟待完善

　　北京地铁4号线、杭州湾跨海大桥等PPP项目，运营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定价机制、收益分配不尽合理的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吸引资金目的，往往给社会资本过高承诺。如北方某城市水厂BOT项目，政府特许经营20年按高水价购水，但企业5年就收回全部投资，政府兜底了运营风险，而私人资本获得无风险高额回报。 

　　一位政府人士表示，在PPP项目中，政府与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很难掌握项目公司的全部信息。并且由于缺乏人工、材料、机械消耗等统一的成本标准，使得服务价格往往因企业虚报成本而抬高。 

　　另一种情境相左的现象是，在服务费价水平不到位的时候，地方政府却未能承担起补贴责任。多位企业界人士称，地方政府的支付意愿并不高。“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都很紧张，在分配具体资金使用的时候，通常会把污水处理、自来水调价一类的排在最后。”龙江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朴庸健说。 

　　业内人士表示，在采用PPP模式的过程中，设计出各方满意的定价和支付机制，达到激励相容的安排并不容易。

　　各地政企回报差异明显

　　一些地方政府“共赢”意识匮乏，在合作中一再强调自身优势地位，视自身为社会资本的监督方甚至对立方，缺乏考虑合作伙伴的合理权益，导致社会资本在屡遭挫折后“伤心”“失望”。 

　　由于各方面信息不能互通，不少地方政府以“单打一”心态，抱着“我”字不放，想的是“我肥你瘦”。很多地方还是“政府吃肉、企业喝汤”的思维，能源、通讯等高收益项目仍垄断在政府和国企手里，一些根本不赚钱的项目像卸包袱一样扔出来给民企做。当前大多数地方政府都缺乏基于成本涨跌的调价机制理念，“回报意识”不强。 

　　不仅如此，不少受访的企业家指出，当前在PPP合作中，一些地方在PPP项目中将社会资本视为“附属”，在公司架构上“大权独揽”，在决策上“独断专行”，使一些社会资本收益有劣后的感觉。 

　　郭建新说：“PPP合作引入社会资本的意义，不仅在于补充资本金不足，更多要形成契约精神，使我们的产权和市场制度更好地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打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潜在空间。视社会资本股权为‘次等股权’的PPP项目长久不了。” 

　　此外，一些地方在引入社会资本后，还不断对企业提出不合理要求，让企业承担本来不应承担的责任。 

　　西南某水务集团公司2009年在南方一个地级市投1.3亿元建设污水处理厂，工程开工一段时间后企业发现配套管网迟迟没有建设，当地政府则要求所有管网均应由该公司建，公司不断解释情况，但至今都没有得到正式回复，给企业生产造成极大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