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流动儿童享受平等社会服务

　　在近日举办的连氏中国发展论坛上，记者得到了这样一组数字，在全国超过3亿的儿童中，滞流农村的留守儿童数量约为6102万，这意味着平均每5个孩子中就有1人是留守儿童。另外，我国还有约2000万的流动儿童，这两部分儿童数量相加，占了全国儿童的超过四分之一。 

　　国务院高度重视留守儿童问题，强调要“加大关爱保护力度，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今年我国政府面向全国吹响了集结号。截至目前，有26个省份出台了“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实施意见，在这些省份中，河南、福建、湖南、内蒙古、云南等地都提出，支持农民工随带子女进城定居，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象。 

　　从一般的心理规律来讲，父母是希望将子女带在身边的。支持农民工带子女进城定居，让留守儿童跟随父母“流动”起来，可以让这一部分儿童得到正常的关爱、保护、教育和引导。然而成为“流动儿童”之后，在陌生的城市里，孩子们面临的问题同样繁多并亟待解决。

　　大城市流动儿童上学门槛高

　　在连氏中国发展论坛上，众多专家学者针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展开了讨论，中国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在主旨发言中选择了一个较为“冷门”的城镇化主题——“在共享发展中推进中国儿童保护工作”。王金华认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在儿童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然而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部分儿童却因为弱势始终面临着不平等的待遇。 

　　大城市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迅速聚集，大量农民工选择在机会较多的大城市立业打拼，并为其建设、发展提供了诸多保障，然而却无法在大城市中享受到与当地人平等的社会公共服务，这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子女就学上。 

　　在北京打工十几年的程大姐来自河南农村，育有两个孩子，为了能给姐弟俩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程大姐和丈夫二人选择把孩子们带到北京抚养。“大女儿上学时没怎么费劲，上的还是北京的公立学校，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限制，现在就不同了，需要交很多材料，材料全了才能上公立学校，干脆我就把小儿子送到河北去读寄宿学校了。”程大姐对记者抱怨道。 

　　程大姐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学轻松一个上学艰难，见证着北京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变化历程。2001年后，国家政策积极推动流动儿童进入公立教育系统的进程，这一阶段进入公立学校门槛低，学费亲民。2014年以来，流动儿童教育机会政策出现了倒退趋势，公立学校核准流动儿童入学资格严格审核五证，缺一不可。所谓“五证”是指，家长或监护人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此外，北京市也有一些区县在“五证”的基础上又陆续附加了一些条件，比如必须提供孩子父母双方的社保证明、房屋租赁缴税单、房租租赁合同等等。社保证明也是让程大姐的小儿子无缘在北京读书的一道门槛：“我和他爸都是打零工，没有社保，要是补缴两个人加一起得超过六万块钱。”毫无疑问，附加条件多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特别是农民工子女想在北京入学，就更加困难了。这种入学门槛的提高凸显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大城市仍强力拒绝外来人口长期居住的倾向。 

　　另外，有调查显示，即使是顺利地就读了某些公立非重点学校，教师们却普遍忽视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提升和心理发展，保证不出安全事故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究其原因，流动儿童在北京持有的是临时学籍，他们的学业成绩与学校在学区内的排名、校长绩效和教师教学水平考核等不直接相关。

　　“4点半学校”模式需扩展

　　要想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必须让孩子们的“流动”不再艰辛。除了解决教育问题，流动儿童的生活质量也不容忽视。 

　　留守儿童跟着父母来到城市，留下来更需要定下来。生活成本高又缺乏社会保障，父母需要同时工作才能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王金华司长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很多流动儿童放学回家后就没人管，吃饭只能凑合，人身安全、课业的辅导均得不到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俨然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留守。王金华建议，这种家庭需要有更针对的专项服务，比如说家庭的社会保障、学校的托管服务，这样流动儿童的生活、学习才能有保证。 

　　王金华更提议，“四点半学校”模式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开来。“四点半学校”是指在下午四点半学校放学后、家长回家前的这段时间，给在校学生提供的公共活动空间。这一模式起源于深圳，2011年，《深圳市社区服务“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四点半学校”纳入“社区服务中心”服务内容。目前全国各地的“四点半学校”陆陆续续开办，社区是这一模式得以开展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其数量有限、运行模式不清晰，仅有少部分的城市儿童可以享受到这一服务，谈其广度更无法达到吸纳流动儿童的地步。因此王金华希望，我国能大力发展“四点半学校”，让更多的流动儿童，以及仍在户籍所在地的留守儿童也可以享受到这种服务。

　　返乡创业让父母“归来”

　　如何有效地减少留守儿童？除了让孩子们跟随打工父母进城定居，平等而便利地享受城市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让父母“归来”。 

　　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7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人。以西安市为例，目前西安市农民工总数已超过百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来自陕西本省，另外三分之一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甘肃等省份。据估算，西安每四个小学生中，就有1人属于随迁子女。 

　　考虑到生活成本，部分农民工家

　　庭选择住在房租便宜的城中村和郊区，居住环境很差。随着城中村改造和城市扩张，为了租到便宜的房子，这些家庭只能越搬越远，孩子上学也更加不方便。 

　　如果能让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不仅减轻家庭负担和大城市的压力，更能推进地方经济发展，也能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更能让流动的孩子们在最熟悉的环境中安定下来。 

　　王金华在发言中援引了一句在国际上儿童保护领域最有名的话：“儿童应该是社会一切福祉的最先享受者，一切灾难的最后蒙受者。”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只要真正把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摆在重要位置，孩子们的现状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编后

　　如何让“流动儿童”上学不再难

　　程大姐所面临的子女上学问题是个典型案例。北京市提高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要求，可能是迫于城区人口增大和中小学教育资源短缺的压力。 

　　但这样的规定，显然有悖于“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对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说有失公平。这些孩子在户口所在地得不到有效监护，但因为父母一时无法办齐相关证明，将失去在北京就读公办学校的机会。而目前北京城区和近郊的民办中小学校也十分稀缺，在无法入学的情况下，他们的父母将不得不把他们送回户口所在地，让他们成为留守儿童。 

　　北京作为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地区，政府应该从“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的大目标出发，想方设法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提供方便，比如在城乡接合部和郊县多建公办中小学，既可以分散过于集中的城区人口，又可以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还可以扶持民办中小学的发展，提高民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吸引、接收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等等。 

　　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需要相关部门统一认识，积极配合，协同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社会氛围，这样才能真正让流动儿童上学不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