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理学

　　理学与经世之学是湘军理学经世思想形成的两个文化来源，两者都是湘军人物所处的地方文化环境和时代文化环境交汇作用的产物。

　　湘军与理学的关系

　　“湘军”之称中的“湘”字，反映了湘军这个集团的地域特征。理学对湖南的学术思想影响很深。湖南省历来具有讲理学的传统，省内有影响的学者和书院都极力维护宋学，反对汉学。岳麓书院是湖南省固守程朱理学的堡垒，在学术和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影响。清代湖南省有声望的人，大多在此就读过。这些人回到各州县又往往是地方有权力的绅士，有声望的儒生，又各自影响着一大批人。后来成为湘军集团首领和骨干人物的，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李元度、陈士杰、江忠源、曾国荃等都在湖南各书院学习过，非就学于岳麓，即肄业于城南、石鼓，亦或别的书院。

　　湘军集团的成员之间相互接触、相互学习理学，相互切磋讨论对湘军与理学的密切关系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较典型的有曾国藩、罗泽南(字罗山)等人。曾国藩始在湖南读书求功名时，与他的好友郭嵩焘、刘蓉就“相尚以宋儒义理之学”。1840年官京师后，曾国藩与唐鉴、倭仁等人的学术交往，更使他确立了对理学的信仰。

　　此外，曾国藩还与治理学的窦兰泉、冯树堂、吴廷栋等人相往来，“日相与考德问业”。此后，曾国藩又以其理学思想影响造就了一大批学徒弟子，如李鸿章等。唐鉴是罗泽南的学术引路人，他对罗泽南非常器重，竭力劝他走研究理学的“正道”。贺熙龄、贺长龄兄弟也给了罗泽南非同一般的指导。罗泽南志趣相同的朋友很多，其中首推刘蓉。1838年前后，罗泽南与之相识，“先生与语《大学》明新之道，孟蓉叹服，订交莫逆。后闭户读，且十年，时与先生书札往来，彼此规劝，考求先圣贤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时人咸慕倾焉。”罗泽南与左宗棠之间也有学术交往。左宗棠在《与杨雪沧书》中曾说：“长与罗罗山、丁秩臣为友，亦藉窥正学阶梯，不陷溺于词章、利禄之俗说。”罗泽南与精通理学的郭嵩焘、郭琨焘兄弟也有过学术交往：“是岁1844年湘阴郭公嵩焘兄弟同在长沙，与先生往来同学，相得甚欢”。

　　罗泽南本人又常年讲学四方，“与其徒讲濂、洛、关、闽之绪，口焦思，大畅厥旨。”这又影响了一大批学生皈依理学，如李续宾、续宜兄弟、蒋益澧、钟近衡、近濂兄弟、易良斡、谢邦翰、朱宗程、罗信南等。上述人物，后来皆成为湘军的大小各级将领和行政骨干。从他们的理学思想形成过程可以看到，在湘军形成之前，在他们周围已产生了一个个的讲理学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群体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这批人通过学术上的交往切磋，共同确立了对理学的信仰。正是对理学的共同信仰，使湘军集团各成员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际走到了一起，形成了誓死捍卫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理学团体。

　　湘军与经世致用之学的关系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肯定了“经济”的重要性，走向了理学与经世实学并用的道路。考察湘军团体的经世思想同样离不开湖南这个特殊的环境。湖南士人一向注重经世之学，他们主张把视野转移到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上来，并在吏治、河工、海运、盐政、治军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这方面对湖南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有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人。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而陶、贺诸人或以地方大吏的身份主持各项改革，实践经世致用思想或主持书院，授徒己学。湘军的主要骨干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罗泽南、刘蓉、刘长佑等都是陶、贺的门生故吏，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由于湖南士人普遍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因此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入仕愿望，修齐治平是他们的理想抱负。胡林翼年轻时“习闻绪论，有经世志”。罗泽南早年家境多难，但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左宗棠在自己科场失意之时，犹写下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用以鼓励自己。

　　正是由于与湘军天然联系的理学，以及湘军在晚清的社会现实中所运用的经世致用之学两者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从而逐渐形成了既不同于只谈“义理”的、虚空的理学，又不同于一味强调实践的、单纯的经世之学这样一种儒学理论。当把这样一种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时，就逐渐地形成了湘军所特有的，融合儒家两大派系的，寓理学于经世而经世中体现理学的，理学与经世实学互为表里的理学经世思想，湘军这种思想可谓独具特色。

　　湘军的理学经世思想的产生，顺应了时代潮流，是湘军面对清王朝严重的统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做出的一种救国救民的反映，故而湘军思想的特点十分突出，对晚清东西方文化技术的交流影响深远。